沒有進入大清官場的文人士子,可是飽讀四書五經,對於這樣的制度可不陌生。

他們原以為禪讓制早已經死去了,特別是在王莽新政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提過禪讓制,公天下完完全全成為了家天下。

可他們在法蘭西的見聞,如同朝聖者一般,看到了未來的方向。

那就是士大夫共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平民百姓也應當參與政治之中。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雖然他們還是支援士農工商階級。

但法蘭西的壯大也是他們親眼所見到的,不光是平民商人,培養出來的市民階層,權力也不斷地在擴大,而且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繁榮。

而不像大清,即便飽讀詩書的書生,官員們動動手指就能弄死。

王引之應該革除陋弊,推陳出新,學習借鑑歐洲的這種禪讓制度,以及各類的委員會制度。

推行他們夢寐以求的民治。

但大清的官員,如阮元可不這樣認為,“這大逆不道,皇權乃是天下一家之主,國豈能無君!”

然後進行大量地批判。

“你們瞧瞧如今的法蘭西巴黎,可是一團亂麻,若一國沒有君王,各個官員也都是為自己辦事,

人性本貪,一切都會為自己利益而行,這可就亂了調子,談何公平而言,但若有國君在,便可謀定而大興之。”

“但上古聖賢,堯舜禹夏,這個莫不是百姓推崇出來,君王禪讓,使得百姓走出愚昧,走向繁榮壯大,

若無他們鋪墊,何來的夏商周?且瞧瞧當今,皇權在上,百姓在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王引之也是據理力爭。

他覺得權力應當靠自己去爭取。

隨後他們便爭論起來。

但在唐藏看來不過是權力分配問題,無非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在君王所有,還是集中在人民選舉出來的團體。

但唐藏分析兩人所代表階級的思考方式,確實各有各的道理。

他此刻想到了中庸,也想到了陰陽,兩者之間某一方走向極端,都會帶來滅頂之災,只能取其中,保持兩端的平衡。

對於這樣的討論,法蘭西公民議會也表示喜歡,因為他們喜歡哲學,也喜歡制度,更喜歡跟人探討辯論。

但此時的法國並不適合留人。

唐藏待了不久之後便離開了。

因為法國國民議會,發生了激烈的黨派鬥爭。

新的立法議會選舉產生了一個強大的左翼集團——吉倫特派,他們希望用暴力戰爭,推動革命,武裝奪取政權。

吉倫特派相信對神聖羅馬帝國那些庇護“流亡者”的王公作戰。(這也意味著與奧地利交戰,因為利奧波德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將會促使國王在法國與其敵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表明自身態度,從而倒逼進一步的改革。

法國將會大幅改變此前溫和的外交政策。

與此同時,右翼的“法耶特派”預計一場衝突將迫使保皇派,支援美國獨立戰爭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

去鎮壓巴黎的極端革命黨從而鞏固王權,因此他們黨派也積極支援開戰。

而被關押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為了藉助外來勢力消滅本國的革命力量,居然請求國會允許發動對奧地利的戰爭。

所以此時法蘭西國內一片混亂。

而身為神聖羅馬帝國中心的奧地利,又被戰爭的陰霾籠罩,他可是剛剛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簽署了和平協議。

又因為法國的革命,揚言廢除君主立憲,完完全全地動搖皇權,使得各神聖羅馬帝國裡的邦國成員紛紛加入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