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百年(第2/7頁)

巴金又不是胡適、林語堂、徐志摩、錢鍾書這樣的“西派作家”。他對世界文化潮流並不陌生，但從未領受過中國現代崇洋心理的仰望，從未沾染過絲毫哪怕是變了樣的“文化貴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種樸實的本土存在。

上述這幾方面與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優秀，可惜他們的作品都不容易透過閱讀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有效普及。當時真正流行的，是“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武俠小說、黑幕小說。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以為，當時魯迅的作品應該已經很流行。其實不是，只要查一查發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極高的時代，比例很小的“能閱讀群體”中的多數，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從什麼地方撿到幾本言情小說、武俠小說讀讀，已經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們所說的“深刻”與否，與那個時候的實際接受狀態關係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就顯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爭人道的思想啟蒙，透過家庭糾紛和命運掙扎，變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變成了一種能讓當時很多年輕人“夠得著”的正義，這就不容易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個共同的遺憾，那就是，很多長壽的作家並沒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續到中年之後，他們的光亮僅僅集中在青年時代。尤其在二十世紀中期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之後，他們中有的人捲入到地位很高卻又徒有虛名的行政事務之中，有的人則因為找不到自己與時代的對話方式而選擇了沉默。巴金在文學界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僅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點上，又創造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擁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個看似普通的發言，改變了他整個後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這個重大轉折的一年之後，我見到了他。

因此，我的這篇文章，接下來就要換一種寫法了。

四

我是十七歲那年見到巴金的。他的女兒李小林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們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帶著我和別的人，到他們家裡去。

那天巴金顯得高興而輕鬆，當時他已經五十九歲，第一次親自在家裡接待女兒進大學後的老師和同學。以前當然也會有小學、中學的老師和同學來訪，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號，一個舒適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樹掩映著，很安靜。大門朝西，門裡掛著一個不小的信箱，門上開了一個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幾年之後，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書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將透過這個信箱出現在海內外讀者面前。那天下午當然毫無這種預感，我只在離開時用手指彈了一下信箱，看是鐵皮的，還是木頭的。

巴金、肖珊夫婦客氣地送我們到大門口。他們的笑容，在夕陽的映照下讓人難忘。

我們走出一程，那門才悄悄關上。盛鍾健老師隨即對我說：“這麼和藹可親的人，該說話的時候還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會上的一個發言，直到今天還受到非難。”

“什麼發言？”我問。

“你可以到圖書館找來讀一讀。”盛老師說。

當天晚上我就在圖書館閱覽室裡找到了這個發言。

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會看見棍子就縮回頭，但是棍子挨多了，腦筋會震壞的。碰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我不是在開玩笑。在我們社會里有這樣一種人，人數很少，你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但是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們喜歡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裡頭。

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裡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他們人數雖少，可是他們聲勢浩大，寄稿製造輿論，他們會到處發表意見，到處寄信，到處抓別人的辮子，給別人戴帽子，然後到處亂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膽，失掉了雄心壯志。

據老人們回憶，當時上海文化界的與會者，聽巴金講這段話的時候都立即肅靜，想舉手鼓掌，卻又把手掌抬起來，捂住了嘴。只有少數幾個大膽而貼心的朋友，在休息時暗暗給巴金豎大拇指，但動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為什麼會這樣？從具體原因看，當時上海文化界的人都從巴金的發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又知道他的後面是張春橋，張的後面是上海的市委書記柯慶施。這條線，巴金應該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後來在長期的實際遭遇中一次次回憶巴金的發言，才漸漸明白他的話具有更普遍的意義。一座城市在某個時間出現***、張春橋這樣的人畢竟有點偶然，但巴金的話卻不偶然，即使到中國別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適用。

讓我們在五十年後再把巴金的論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點來看一看——

第一，使中國作家提心吊膽、失掉雄心壯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簡稱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

第二，這些人的行為方式分為五步：自己製造框框；把別人套在裡邊；根據框框抓辮子；根據辮子戴帽子；然後，亂打棍子。

第三，這些人具有蟄伏性、隱潛性、模糊性，即“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們的專業定位，更是不可認真尋訪。

第四，這些人嗅覺靈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個作家一開口，一拿筆，他們便立即舉起棍子，絕不拖延。

第五，這些人數量很少，卻聲勢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佔據全部傳播管道。在製造輿論上，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狼群。

第六，這些人口頭上說得很堂皇，但實際的原始動力，只是出於嫉妒的破壞慾望：“倘使別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第七，儘管只是出於嫉妒的破壞慾望，但由於這些人表現出“怒火”，表現出“高舉”，表現出“痛擊”，很像代表正義，因此只要碰上，就會造成很多麻煩，使人腦筋震壞。中國文化界的暴虐和膽怯，皆由此而來。

以上七點，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經用平順而幽默的語氣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溫，仍然深深佩服。因為隔了那麼久，似乎一切已變，***、張春橋也早已不在人世，但這些“棍子”依然活著，而且還有大幅度膨脹之勢。

巴金的發言還隱藏著一個悖論，必須引起當代智者的嚴肅關注——

他是代表著受害者講話的，但乍一看，他的名聲遠比“棍子”們大，他擔任著上海作家協會**，當然稿酬也比“棍子”們多，處處似乎屬於“強者”，而“棍子”們則是“弱者”。但奇怪的現象發生了：為什麼高舉著棍棒揮舞的“弱者”雙手，總是那麼強蠻兇狠？為什麼戰慄於棍棒之下的“強者”生靈，總是那麼羸弱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