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尾山屋(第2/3頁)

我想，世上研究人類文明史的學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樣，不滿足於文字鑽研而寄情於現場感悟，那麼，最好能在安全形勢有了改善之後，爭取到巴比倫故地走一走。那兒的文物古蹟已經沒有多少儲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澤邊站一站，看著悽豔的夕陽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無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邊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體會文明榮枯的玄機，也就會有極大的收穫。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覆的征戰，不管是打別人，還是自己被別人打，時間一長，必然會給人們帶來對殘酷的適應，對是非善惡界限的麻木。祖祖輩輩都缺少有關正常生活的記憶，災難時時有可能在身邊發生，自己完全無法掌控命運，根本無從辨別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參與者其實都放棄了思考，只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把自己的災難轉嫁並擴大為別人的災難，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取滅絕性的盲目快感。在那個偉大的文明故地，幾乎上上下下都被這種精神陰霾所籠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遺留氣韻讓我大吃一驚。這又以此證明，文字認知和現場認知有天壤之別，儘管這種現場早就在兩千五百年前成為廢墟。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波斯帝國先後在居魯士、大流士的領導下建立了西起愛琴海、東到印度河的超級龐大政權，還曾經與希臘展開過好幾次大戰。它戰勝過很多國家，最後又被戰爭所滅，滅的時間太早，使它無法成為人類重要的幾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訴我們，文明的重要，不僅僅在於空間，還在於時間。

印度文明無疑是人類幾個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對它的感受卻非常凌亂。幸好我緊緊地抓住了佛教的纜索，沒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達羅（Mohe

joda

o），地處現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內，我因深夜路過，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這與我們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關係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達羅消亡之後由雅裡安人入侵開始的，離現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歷史是不斷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斷分裂的歷史。在雅裡安人之後，波斯人、希臘人、帕提亞人、西徐亞人、貴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繼侵入，其間也出現過一些不錯的王朝，但總的說來還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數學等方面對全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但它的發展歷史實在過於變幻莫測，讓人難於理出頭緒。其實，它自身的傳承也正處於這樣的狀態，似乎隱隱約約都有一些脈絡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斷、跌碎、混合、異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過太多的“對手”和“主子”，有過太多的信仰和傳統，有過太多的尊榮和屈辱，有過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結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亞文明的時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義所在。中東的極端主義已經讓人頭痛，再往東走卻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與販毒集團和地方武裝互相融合，顯而易見已經成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滋生文明和威脅文明，全都起自於同一片土地，這是不是一種歷時數千年的報應？如果是，那麼，這種報應實在太使人沮喪，沮喪到甚至對人類失去信心。

對此，我們除了發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麼呢？

四

我考察了那麼多古文明遺址，包括遺址邊上的現實生態，心裡一直在默默地與中華文明對比。

算起來，中華文明成型的時間，在幾大古文明中不算早，應該是在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後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只有中華文明。

這個歷史事實，以前當然也知道，但是這次把別人家的遺址全都看了一遍，才產生全身心震撼。不是為它們震撼，而是為中華文明。

這種震撼中並不包括自豪，更多的只是驚訝。那麼漫長的歷史，中斷和湮滅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斷也不湮滅，卻是異數中的異數，很讓人費解。

最直接的感性衝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駁駁地爬在種種遺蹟上的古文字，除了極少數的考古學家能猜一猜外，整體上與後代已經沒有關係。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種文字，本來也該以蒼老的年歲而枯萎了，卻至今還能讓億萬民眾輕鬆誦讀。什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什麼“三人行，必有我師”，什麼“溫故而知新”，什麼“君子成人之美”……從詞語到意涵，都毫無障礙地從兩千多年前直接傳導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沒有地域界限地統一傳導，這難道還不奇怪嗎？

隨著文字，很多典章制度、思維方式、倫理規範，也大多一脈相承，避免瞭解讀中斷。這與其他古文明一比，就顯得更奇怪了。

為了解釋這一系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對比的眼光，尋找著中華文明既不中斷又不湮滅的原因。到今天為止，我的粗淺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這喜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華文化在地理環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馬拉雅山，往北，沿著邊境，還有崑崙山、天山、阿爾泰山，又連線著難以穿越的沙漠，而東邊和南邊，則是茫茫大海。這種天然的封閉結構，使中華文明在古代避免了與其他幾個大文明的惡戰。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後敗亡的。

我曾在幾萬裡賓士間反覆思忖：你看在中國商代，埃及已經遠征了西亞；在孔子時代，波斯遠征了巴比倫，又遠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時代，希臘的亞歷山大還在遠征埃及和巴比倫；而且無論是波斯還是希臘，都已抵達印度……

總之，在我們這次尋訪的遼闊土地上，幾大文明古國早已打得昏天黑地，來回穿梭，沒有遺落。說有遺落，只有中國。

各大文明之間的征戰，既是文明的“他殺”，又是文明的“自殺”。這與同一個文明內部的戰爭就完全不同了。中國曆來內戰不少，但內戰各方都只想爭奪文明的主導權，而不會廢除漢字、消滅經典，因此中華文明沒有遭受到根本性的傷害。中華文明也受到過周邊少數民族的入侵，但它們都算不上世界級的大文明，與中華文明構不成文化意義上的等量級對峙，更不能吞噬中華文明。最後，反倒一一融入了中華文明。

這就牽涉到了文明體量的問題。文明的體量，包括地域體量和精神體量兩個方面。中華文明的精神體量，未必高於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邊少數民族所承載的文明高得多；中華文明的地域體量，如果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加起來，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體量總和還要大很多倍。也正因為這樣，它在相對封閉的情況下沒有陷於枯窘，還經常在域內進行大遷徙、大移民，躲過了很多毀滅性的災難。

不同的環境，造成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經歷，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國互侵，一次次的集體被逐，無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關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學，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極端主義。相反，中華文明由於沒有被其他大文明徵服的危險，也缺少跨國遠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滿足於固守腳下熱土而不尚遠行的農耕生態。國土裡邊的內戰又總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迴圈論指向著王道大一統，時間一長也就鑄造了一種集體性格，保守達觀、中庸之道、忠孝兩全。中國歷史上也多次出現過極端主義暴民肆虐的時期，但都不長，更沒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極端主義，因此沒有對中華文明造成嚴重灼傷。

說到宗教極端主義，就遇到了宗教問題。這個問題很大，我以後還要認真地作專題考察，但這次一路對比，已經強烈感受到中國在這方面的特殊性。不錯，中華文明缺少一種宏大而強烈、徹底而排他的超驗精神。這是一種遺憾，尤其對於哲學和藝術更是如此，但對於整體而言，卻未必全是壞事。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保持著一種實用理性，平衡、適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義所裹卷。中國先哲的理論，哪怕是最艱深的老子，也並不神秘。在中國生根的各大宗教，也大多走向了人間化、生命化。因此，中華文明在多數時間內與平民理性相依相融，很難因神秘而無助，因超驗而失控。

宗教會讓一個文明在較短時間內走向偉大。但是，當宗教走向極端主義，又會讓一個文明在較短時間內蒙上殺伐的陰雲。中華文明未曾在整體上享用前一種偉大，也未曾在整體上蒙上後一種陰雲。它既然失去了連線天國的森嚴的宗教精神結構，那麼，也就建立起了連線朝廷的森嚴的社會倫理結構。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權術為主導的有序管理，兩千多年來一以貫之。這中間，又奇蹟般地找到了一千餘年不間斷地選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舉制度。由於科舉考試總是以中華文明的精髓為核心，使得文化傳承因為有無數書生的生命滋養而生生不息。因此，僅僅一個科舉制度，就使社會管理的延續和文化體制的延續齊頭並進。

至此我們可以做一個概括了。中華文明能成為唯一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古文明，粗粗一想，大概有五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賴仗於地理環境的阻隔，避開了古文明之間的互徵互毀；

二是賴仗於文明的體量，避免了小體量文明的互相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

三是賴仗於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避免瞭解讀的分割、封閉和中斷；

四是賴仗於實用理性和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極端主義；

五是賴仗於科舉制度，既避免了社會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記。

上面這篇歸納性的粗淺感受，是在爐火旁熬夜寫成的。今天白天，從清晨到晚上，我完成了一個重要旅程，那就是去藍毗尼（Lumbi

i），參拜釋迦牟尼的誕生地。

這條路漫長而又艱險，但幾步一景，美不可言。

一邊是碧綠的峭壁，一邊是浩蕩的急流，層巒疊嶂全是世界屋脊的餘筆，一撇一捺都氣勢奪人。

可惜藍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讓人喜歡的景象又出現了。要進入佛祖誕生的那個園地非常困難，真該好好整治一下。

一百多年前英國考古學家在這裡挖掘出一個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釋迦牟尼佛誕生於此”的字樣。阿育王離釋迦牟尼的時代不遠，應該可信。現在，園地水池邊立有一塊牌子，上面用尼泊爾文和英文寫著：著名的中國旅行家玄奘到達這裡後，曾經記述藍毗尼所處的位置，以及見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禮拜臺、佛塔。

可見，玄奘又一次成了佛教聖地的主要證明人。

我在相傳佛母沐浴過的水池裡洗了手，逐一觀看了一個個年代古老的石磚禮拜臺，又攀上一個高坡拜謁了紅磚佛柱。然後，離開這個園子，到不遠處新落成的中華寺參觀。中華寺還在施工，很有氣派。邊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對佛教聖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較系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