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進歪歪斜斜的鐵大門,在院子裡看到了一輛廢棄的救護車,它只剩下一個塗著“120”的空殼,駕駛室都被掏空了。

踏進醫院大門,聞到了一股淡淡的福爾馬林味兒。

樓梯前有一堵橫牆,斜掛著一幅寫實畫,那是黃河壺口瀑布。釘畫的釘子掉了好幾個,畫卷一角拖了地。

我和Asa按照導診牌,很快就在二樓找到了MRI室。果然,MRI室旁邊有一個小房間,門鎖著,上面寫著“金屬物檢測室”。

我一腳就把它踹開了,沒想到,房間內只有一個金屬檢測門,就像個“冂”字,沒看到任何手持的探測儀器,我們總不能扛著這個“冂”滿世界去掃描

Asa有點失望,沒有說什麼。

既然來了,那就轉轉吧。

接著,我們又去了三樓的牙科診室,入眼便是一張充滿了現代感的椅子,上面架著倒錐鑽,我用舌頭頂了頂後槽牙,覺得有點酸。從小到大,我一直覺得牙科的椅子就是刑具。

診室的牆上佈滿了黴菌,地上隨處可見打碎的玻璃藥瓶。洗手池上貼著一塊半大不小的鏡子,已經碎了。窗前擺著幾個透明罐頭,裡面是小孩的牙齒,就像某種收集癖的惡趣味。

診室的角落裡居然有一臺膝上型電腦,我走過去,開啟它的螢幕,全是灰,看得出來,這臺電腦放在這裡有些年月了,它的內屏碎了,螢幕中間暈出了一些藍色,很像一幅水墨畫。

我想把它帶給C加加,看看能不能修好,但轉念一想又放棄了,程式設計師最煩修電腦,就像作家最煩幫人起名一樣,用北京話說——“那都不挨著”。

我們又去了四樓,走進了“神經內科主任辦公室”,地上扔著很多散亂的檔案。

我走到辦公桌前,拉開抽屜,看到了一些紙張,上面寫著“緊急隔離通知書”,下面有一行鋼筆字——介於本院近期發生的

後面就沒了。

我又拉開了另一個抽屜,裡面竟然放著一隻蘋果,還有水分呢,要麼它是穿越來的,要麼前不久這裡來過其他驢友。

接著我拉開了最後一個抽屜,裡面扔著一些沒開封的口罩,都有點發黃了。

對面牆上立著一個老舊的檔案櫃,我總覺得這東西和搪瓷茶缸、手指蘸水盒和老式計算器一樣,都代表著那個年代的國企。Asa從裡面拿出了一疊紙,一邊看一邊說:“這裡收治過不少相同症狀的患者。”

我說:“醫生寫的字跟鬼畫符似的,你能看懂?”

Asa說:“有工整的。”

我走過去,他把一疊病歷遞給了我,上面竟然是正楷字。確實,1987年收治了很多患者,症狀基本都是“全身發軟,四肢麻木”。

我說:“這好像是中毒的症狀。”

Asa說:“那我們得小心點了。”

我說:“放心吧,三十年前的病毒傳不到我們身上。”

我們接著轉了轉,沒有任何收穫,最後就離開了。

走出醫院,我問Asa:“你還記得你家的地址嗎?”

Asa不假思索地說道:“北京”

我打斷了他:“我是說404這個家。”

Asa撓了撓頭說:“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說:“我知道,你陪我去看看?”

Asa說:“好哇。”

很奇怪,從地圖上看,那個團結旅社就坐落在二區,可是,我和Asa以它為中心,搜尋半徑差不多達到了一公里,發現所有門牌上都寫著“三區”,始終沒看到二區的影子。我不管它是幾區了,按照我家的門牌號去找了找,結果那是個修表鋪。

根本不對。

接下來,我和Asa信步來到了一所小學。

走進校門就是操場,中間是一片橢圓形的草地,四周是一圈比較原始的煤渣跑道。草地上長滿了各種藤蔓,已經氾濫成災,不過它們好像很懂規矩,並不侵佔跑道,綠的綠,黑的黑,兩者涇渭分明。

操場後面是個水泥臺,豎著一個光溜溜的旗杆,那應該是升國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