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敗退郃陽,也不能說是裴該的責任——即便陶侃說要退,也可不能大白天地正當胡軍便即撤離啊,本來就需要熬到晚間再說。但裴該直接就把責任全都攬上身了,因為他總是覺得,上位者把責任推給下屬,是一件很齷齪的事情。我既然全權委託給你了,就應當無條件信任你,即有失誤,那首先也是我用人不明之過。再者說了,他手下能夠獨當一面的,唯有陶士行,若是因為一場小敗仗便生了嫌隙,反倒更划不來。

隨即拉著陶侃於榻上並坐,裴該笑笑說:“我兩日來登樓以觀陶君用兵,獲益良多,稍稍挫折,不足為傷。”

陶侃很知趣,就附和著問:“正要請問大司馬,於侃之用兵,有何教誨啊?”

裴該說哪有什麼教誨——“陶君當世名將,用兵彷彿孫、吳,然而亦有今日之失,可見雲兵無常勝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等等,的是良言。我之獲益有兩,其一,有良將斯有銳卒,有銳卒斯能戰勝,我今不勝,非將不良,實兵卒尚不勇銳之故也……”

裴軍自從大荔之戰以來,就幾乎沒碰上過什麼強勁的對手,導致軍中普遍滋生出了驕橫之氣,裴該作為主帥,多少也受到點兒影響。他甚至會覺得,我只要糧秣、物資充足,靠著訓練出來這幾萬精兵,足可橫挑天下——之所以還容你劉聰父子、石勒叔侄肆虐,不是我打不過你,純屬我糧食不足啊。

可是這兩日所見,胡軍之勇就不在己軍之下,即便同等數量對敵,都沒有十成勝算,何況兵力不足呢?主要遊牧民族往往打小就套馬、射狼,比起那些才剛放下鋤頭不久的晉人來,天生戰鬥素質就高,即便屠各和南匈奴上層已經泰半漢化,中下層勇氣未褪、兇焰未除,是不能太過輕視的。

從前裴該也隱隱地警惕過,不能把敵人想得太簡單,在戰術上必須要重視敵人——否則的話,祖逖之才過於陶侃,為什麼在原本的歷史上長年止步於大河以南,竟不能前進一步哪?

石勒固為當世之傑,但在歷史上,他打敗劉曜就有相當大的偶然因素;劉曜能夠篡竊胡漢,純因靳準作亂,未必劉聰、劉粲父子就遠不如劉曜。那麼自己只重視石勒,卻輕視平陽劉氏,合適嗎?

想想偃師之戰,劉粲先遁,自己又有祖逖相助,才能擊敗劉敷;再想想大荔之戰,劉曜所領多為氐、羌,而非屠各、匈奴之精銳。不能因為自己打敗過劉敷和劉曜,就不把劉粲放在眼裡了。

原本這些隱隱約約的念頭,這兩日仔細觀陣,乃至於敗退郃陽,才徹底泛上心頭,使裴該深自戒懼。

陶侃聞言便道:“鐵須鍛錘,才能成器,卒須磨鍊,始可成軍。我軍實為天下勁旅,唯年來擴軍過速,乃至蹉跌——大司馬勿太過慮。且即今日之軍,較之侃昔在江南所領之部,無異於猛虎之比羔羊也。”

裴該點點頭,繼續說道:“我之所得二,戰陣之上,情勢瞬息萬變,要在指揮、排程得宜。即以日間而論,中、右之間一露破綻,胡便趁虛而入,可見陸衍、董彪,不如喬泰遠矣……”

其實更重要的是,打仗不是玩遊戲,軍情丕變之際,不可能給你長考的時間,而即便有時間考量,也未必就能及時排程到位。士兵不是棋子,因為各種因素的制約——包括通訊、士氣等——不可能聽從指令後就能完全一板一眼地執行。所以軍事不僅僅是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沒點兒天賦真的不成。

都說強大的組織力能夠使整支軍隊都如臂使肘,如腕使指,但那只是美好的願望而已,實際執行過程中,再有組織的軍隊,行動都可能有所遲延。

陶侃對此回應道:“侃不揣冒昧,大司馬原從諸營督,唯劉夜堂、甄隨可當方面,餘皆尋常人也,則喬泰為胡之宿將,陸衍等尚且稚嫩,自然難及。”

裴該問他:“假以時日,可成才否?”

陶侃想了想,回答說:“若止使領一營,可為良將。”意思是說,那幾位也就到此為止啦,不大可能有更長足的進步,即便透過長期鍛鍊,率領個五六千不到一萬人,勉強敷用。

裴該不禁蹙眉,嘆了口氣:“人才難得啊……”隨即問陶侃:“以君看來,我可將兵幾許?”

陶侃答道:“大司馬但將將可也,何必將兵?”

裴該笑問道:“如陶君,可將幾許?”

陶侃拱手答道:“侃不敢言‘多多益善’……”

這是韓信的典故。劉邦曾經問諸將,我能帶多少兵啊?韓信說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兵。劉邦就問那你呢?韓信答道:“臣多多益善耳。”我統兵沒上限,給我多少人,我都能給管理好,還能打勝仗。劉邦就笑,說你既然那麼能,為什麼被我所擒呢?韓信答道:“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陶侃說我不敢自比韓信,我也不可能統率太多兵馬,但他不敢說我能帶十萬人,那就等於自比漢高祖了。他對裴該說“大司馬但將將可也”,因為身為一國執政,只要不明著比擬,拿裴該類比劉邦是不會犯忌的。

裴該笑道:“漢高所統十萬,皆農兵也,良莠不齊。我寄望陶君異日可將十萬正軍,為我橫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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