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 秦統一程序的間諜史考察》(第2/2頁)

秦人以“用間”這一特殊方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受到時人及後世的肯定。但也可以看到，許多人對此有所批評和貶抑。郭嵩燾的意見堪稱典型

案《田完世家》“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李牧傳》“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皆李斯相秦時事也。然《趙奢傳》雲“趙王信秦之間言。”則猶在昭襄王之世。《信陵君傳》“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河外。秦王乃行萬金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則猶在莊襄王之世。《范雎傳》雲“昭王用范雎謀，縱反間，買趙。”蓋秦君臣專務以詐欺諸侯，尤善以反間離其君臣，其由來久矣。

所謂“秦君臣專務以詐欺諸侯”的論斷，或許不免受到後世儒學正統學者“過秦”觀念的影響，甚至隱約透露出某種“後見之明”的道德優越感。但郭嵩燾敏銳地注意到秦人“尤善以反間離其君臣”這一政治文化傳統“其由來久矣”，卻是值得重視的歷史認識。[7]214—215

三、“上智為間”與“不戰而屈人之兵”

如果追溯早期間諜史，可以看到“用間”的主要意圖是收集情報和伺機破壞。情報與資訊並不完全等同，廣義的情報基本上可以定義為經過處理的資訊。[8]3收集情報的偵察間諜可能起源很早，無論是出於偵察獸群動向的狩獵需要(3)，還是為了原始部落之間的生存戰爭，都依賴於情報的準確獲取。

清人朱逢甲《間書》概述中國歷史上的“用間”活動，認為“用間始於夏之少康，使女艾間澆”[5]1。先秦時已出現專門的間諜機構與職官。《周禮·秋官》“士師之職，……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鄭玄注“汋讀如酌”，因上古“邦”即“國”，故“國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而鄭玄又注“邦諜”雲“為異國反間。”孫詒讓釋曰“為異國反間者，謂以邦諜之密謀輸入異國。”可見“邦汋”與“邦諜”在具體分工上又有偵察情報和反間破壞的不同側重。《六韜》也提到軍中“用間”之職“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9]73所謂“耳目”“羽翼”“遊士”等名稱，體現出間諜活動獨有的隱秘性與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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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與“謀臣”是先秦時“為間”人選的主要來源。《孫子·用間篇》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專門論述“用間”理論的兵家著作，也是世界間諜史上最早的專門文獻，對古今中外的間諜思想及其實踐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孫子·用間篇》雲“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10]301《史記·李斯列傳》記載其獄中上書雲“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謂“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等應是間諜活動的具體內容，而“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等語則反映出間諜活動的巨大成效。《孫子·用間篇》這樣總結“用間”原則及其重要性“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用間”可細分為“五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其中尤以“反間”最為關鍵“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間”指使敵方間諜為我所用，有將計就計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動防禦的高度，可視為早期反間諜的一種手段。但史籍中對於“反間”概念的界定不如《孫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將用間都說成反間，專指用計使敵人內部產生矛盾與分化。在尚無專門間諜訓練的古代，如何選拔和招募間諜是一大難題。《孫子》未言其詳，後世注家則多有發揮。例如，生間“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矯捷勁勇、閒於鄙事、能忍飢寒垢恥者為之”，還應“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己知其實”[10]296。複雜多樣的“用間”任務，客觀上要求執行者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

由於間諜工作的隱秘性，用間過程中還需要時刻保持警惕，防止洩密。《孫子·用間篇》特別強調“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10]296—297有學者回顧中國古代間諜史，將其總結為十五種“竊聽、通訊、密碼、代號、秘語、暗器、毒藥、摹跡、密寫、化裝、查驗、偽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漢典籍所見較多的是竊聽技術。例如，范雎初見秦王，“左右多竊聽者”，其中可能就潛伏有敵國間諜，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2]2409《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寫道，主要活躍於秦惠王時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說樗裡疾)曾運用“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國君與大臣之談話內容，“鑿穴”“道穴聽之”等竊聽手段使其能夠探知政敵與秦王的“隱語”，並最終以此除去競爭對手。[12]319—320《墨子·備穴》記載“鑿穴”人員選拔與裝置情況“令陶者為罌，容四十鬥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所謂“穴聽”的具體設定“戒持罌，容三十鬥以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13]561—562類似技術可能在秦統一過程的“用間”活動中已經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

秦統一的歷史程序，主要是透過大規模軍事征服活動完成的，由此造成的戰爭成本也十分驚人。《孫子·用間篇》首先便說“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孫子·作戰篇》又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所謂“內外之費”“日費千金”等戰爭相關費用，恐怕主要還得由民眾來承擔。因此，《孫子》提出“用間”是確保戰爭勝利的重要前提。如果僅僅因為“愛爵祿百金”而不願派出間諜，不僅決策者要揹負“不仁”之名，從軍事動員成本的角度考量也是得不償失。歷代《孫子》註解者對於所謂“不仁”有具體解說。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晳曰惜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不以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10]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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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惜爵賞”“惜財賞”等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主動選擇“不用間”，卻發動曠日持久的戰爭導致“七十萬家財力一困”，可以認為是戰爭主導者因小失大的決策失誤。

如果從經濟角度考慮，戰爭並非解決紛爭的最優選擇。朱逢甲《間書》提出“夫主戰鬥力也，用間鬥智也。鬥力何如鬥智?戰勝僅能殺賊黨，用間可以擒賊王。……用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5]187尉繚當時向秦王建議設立專門用間機構，其花費“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若以《孫子》中“興師十萬”需要“日費千金”來計算，“三十萬金”僅僅相當於十萬人的部隊出征三百天的花費，但省卻了至少七十萬民眾的休耕備戰之勞。戰國後期的戰爭規模，不僅常常超過十萬人，而且持續時間也較長。例如，秦趙長平之戰，僅僅趙國就被坑殺四十餘萬人，而秦獲勝的代價也並不輕鬆，竟至於“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透過計算不難發現，“用間”活動顯著地減少了士卒傷亡和民眾負擔。能夠認識到“鬥力”不如“鬥智”與“用間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體現出關注民眾疾苦、注重改善民生的“人本”傾向與人文關懷。

四、結語

秦人透過“用間”成功地瓦解了敵國合縱聯盟，減少了統一過程中的阻力。儘管六國軍事實力總和要遠強於秦國，但最終卻被秦國各個擊破。宋代學者已經認識到，秦人“以其間”取三晉，又“伐楚”“伐燕”，進而滅齊等一系列軍事成功，都得到“用間”戰略與間諜行動的有力支援。[14]142“用間”的成功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堅實基礎，不應忽視“間”者在此過程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上智為間”和“用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間諜史上值得關注的現象。“用間”比較顯著地減少了士卒傷亡和民眾負擔，其積極意義應當予以肯定。而有關此時期的“間”者往來與“用間”方式等問題，不僅是早期間諜史的重要內容，而且對後世間諜理論及其實踐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北京中華書局，1982.<].北京中華書局，1959

[3]王子今，郭詩夢.秦“鄭國渠”命名的意義[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1(3).<].北京中華書局，1956.<].北京群眾出版社，1979.<].北京中華書局，2015.<].長沙嶽麓書社，2012.<].劉彬，文智譯.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北京中華書局，1999.<].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北京中華書局，1998.<]..北京中華書局，2001.

[14]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註釋

1參見鄭玲童《論秦國統一過程中的間諜戰》，《秦漢研究》2008年第1期;熊劍平《淺析戰國時期縱橫家的間諜活動》，《軍事歷史》2010年第3期;付金才《論戰國時期秦國的間諜戰》，《石家莊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吉家友《間諜戰在秦統一中的應用及效果》，《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孫家洲《“反間”秦統一程序中的成功策略》，《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

2參見黃富成《中國古代間諜史》，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49頁。

3在法國舊石器晚期的巖洞筆畫中，還畫有戴著獸面的假面具的獵人，以更有效地“偵察”和伏擊野獸。參見劉家和《世界上古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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