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章，遊說與斡旋

第八十九章，遊說與斡旋

“主席，總理，波蘭現在的政治危機與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影響沒有直接關系，或者說這不是其主要原因。”外交部東歐司中聯部國家處郝昭來到中南海，向主席和總理彙報東歐的形勢動態。中聯部國家處本來是總參二部的一部分，但總是動用解放軍總參情報部來彙總分析這些國家的國情、社會狀況不太好，因此把這部分職能轉給了中聯部。郝昭：“波蘭1968年3月以來出現了社會動蕩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危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影響的大小排序，原因依次是：”“通貨膨脹與工資削減；””dziady事件；”“反猶的擴大化；”“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影響。”

1967年下半年，波蘭肉類價格大幅上漲。波蘭政府採取緊急措施調劑，結果是到1968年初食品和日用商品價格全面上漲。波蘭國家計委認為，可以試試削減工人工資把價格指數降下來。？？）波蘭政府的邏輯是這樣的：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是工人工資太高引起的，把工人工資降下去，這樣商品的生産成本就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價格指數就下降了。結果...抗議。商品的出廠價還沒見下降，工人和職員先上街了。dziady事件也是一個影響巨大的政治事件。dziady就是《先祖之夜》，也譯《先人祭》，波蘭吟遊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在1824年~18月，由於蘇聯的壓力，波蘭禁止基於這首詩改編的《先祖之夜》話劇上演，

理由是這首詩反蘇。(？？）

好吧，反俄。反俄約等於反蘇。

《先祖之夜》也不是全篇反俄，甚至也不算極端的仇俄，只是在詩的第三篇贊頌了波蘭的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比如”我們的民族就像熔岩，外面堅硬粗陋，內火百寒不熄。往下走，往深處走！“這樣的句子。

而且，在改編成話劇時，《先祖之夜》還做過大幅度的”潔淨化處理”，刪改過。打個比方就是，第三篇出現的魂靈康拉德，就當他是波蘭嶽飛吧。波蘭嶽飛對著燭光中的後人高喊：“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錯了，是“驅逐毛子，恢複波蘭！”波宣部說，不行，這得改。改成“驅逐他們！驅逐他們！”好了，現在波蘭人的血壓已經開始上升了。但就這樣大幅度刪改過的《先祖之夜》，在上演了11場之後，還是被封了。話劇被封，封禁前的最後一場演出劇場變成了遊行示威隊伍的出發點。話劇的改編導演卡奇米日德梅克被波蘭國家劇院開除，德梅克拍桌子罵娘隨即被開除黨籍。反猶太主義是從1967年6月開始的，因為第三次中東戰爭，蘇東國家全部和以色列斷交除了羅馬尼亞），波蘭與以色列斷交之後還約束國內的猶太人，不許波蘭猶太人給以色列捐錢捐物。這個政策不算過火，但接下來波蘭安全部門就開始在波蘭黨政機構中尋找隱藏的猶太複國主義者”，發現一個消滅一個。可猶太複國主義者又不會把這一行字印在腦門上，所以到1968年，波蘭開始篩選含有猶太血統的官員。哥穆爾卡到底是在清除猶太複國主義者呢，還是哥穆爾卡哥穆爾卡的派系在清除政敵呢？最後一個，第四個原因，才是捷克斯洛伐克啟動改革之後波蘭民間“跟風”的呼籲。

“把對過去封建王朝的仇恨，與現在的國家、現在的民族分開來，這是我們，其實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一貫的主張，”總理說，“可是，把歷史與當下區分開來是為了什麼？做區分是為了我們可以自由地創作和討論歷史題材，而不是明明已經做了這樣的區分，歷史題材還是成了禁區。

主席：“彈簧壓下去了它總要彈起來。本來就不該壓它。”郝昭：“除波蘭之外，南斯拉夫國內現在的政治事件是克羅埃西亞語言文字爭議，這已經發展成為不能忽視的群眾運動。匈牙利相對平靜，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並無太大的反響；東德因前段時間翻

越柏林牆的市民被擊斃一事，對開槍令有強烈批評和質疑，但在目前還沒有發展成政治危機；羅馬尼亞是最平靜的，而且羅馬尼亞領導人也沒有出席德累斯頓秘密會議。

總理：“羅馬尼亞對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看法和具體舉措是什麼？”郝昭：“齊奧塞斯庫以及羅馬尼亞的知識界認為，應當觀望，也就是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成了，羅馬尼亞再跟進。”總理：“去年齊奧塞斯庫說過，中國成功了，可東西方文化和社會不一樣，羅馬尼亞要再等等。看來他是在等同為中東歐國家的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主席：“等一等是正常的想法，而且確實也應該等等。”總理：“我們為了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付出了不少，有的是國內商品，還有不少外彙，中聯部和國資委是有一個對外支援額度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經把這個計劃外的額度用完了，南斯拉夫、波

蘭，還有東德，我們沒法拿出這麼多錢來幫扶他們了。

郝昭：“這些國家並不都是錢的問題，南斯拉夫的動蕩就是個單純的政治問題，他們國內的工農業生産還是平穩的。”主席：“蘇聯同志上次十大的時候說，國際共運的聲譽是比各個國家的成敗更重要的事情。一個國家的革命暫時沒有成功，這並不是要了命的事，畢竟還有那麼多國家。可是，你這個國家的共産黨殺

人放滅了，那個國家的搞不得人心的政策被老百姓趕走了，根據地丟了，就會造成很天的負面影響。

“這種思路是對的，可是..”“有可能造成最大負面影響是我們自己，如果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自己出了問題，那才是要了命的事情。”總理：“是啊，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看蘇聯、中國、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國家做得怎麼樣。因為我們是其他地區革命者的榜樣。如果出了那樣的大事，社會主義事業在世界範圍內就有崩盤的

危險。

總理攤手錶示“我們的錢用完了”，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在東歐引起的震蕩的確不是錢的問題。在德累斯頓秘密會議之後，蘇聯牽頭然後其他東歐國家官方喉舌掀起的輿論並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只會越改越窮”，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背離社會主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對華沙條

約的嚴重挑。

哥穆爾卡到莫斯科密會勃列日涅夫時兩人的對話就體現了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想法。哥穆爾卡說，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改革措施上複制中國反正他是這麼認為的），這不是什麼大問題，關鍵是捷克斯洛伐克在調整政治體制，這是崩盤之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行動綱領》放鬆了政治和新聞審查，這意味著捷克斯洛伐克人可以自由成立新黨，只要在成立時宣誓“本黨派的奮鬥理想為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即可。這可不是隻“參政議政”的政黨，而是可以參加競選的政黨。哥穆爾卡問勃列日涅夫，如果捷克改革成功了，如果其他東歐國家民間也起來要求實施捷克這樣的改革，然後民間成立的什麼什麼政黨把執

政黨選下臺去了，怎麼辦？

我們波蘭統一工人黨被趕下臺了怎麼辦？蘇共被趕下臺了怎麼辦？勃列日涅夫知道了，怪不得哥穆爾卡以及幾個東歐國家領導人從德累斯頓會議開始就一直在說”政治改革導致捷克斯洛伐克退出華沙條約”，其實所有的人都是在內涵，話裡另有深意。這不是退出華沙

條約的事，退出華沙條約只是表面上的理由。

主席和總理在德累斯頓會議之後，只是透過蘇聯駐華大使以及兩黨的官方聯系渠道傳遞資訊，但進入6月份，看到蘇聯報紙和電視臺逐漸被調動起來，步調一致地批評和質疑捷克斯洛伐克，中國方面坐不住了。

1968年6月2日，總理訪問莫斯科。這是一次原先就計劃好的訪問，本來的訪問行程是總理走陸路，順訪完成了23的新西伯利亞鐵路一一運量更高，執行速度更快的東西聯絡幹線，也是以後歐亞大陸橋最長的一個分段。除此之外還有與新西伯利亞鐵路基本平行的中蘇資料通訊主幹道一一為光纖通訊鋪路。現在總理改飛機了，從北京直飛莫斯科。因為這次訪問比原先預計的更急了。“是，中國現在儲存著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但有一點不準確。”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面。“不準確的地方在於，我們不是還儲存著政治協商會議制度，而是在繼續發展和強化政協制度，我們要讓政協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柯西金：“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就抄你們的咯。問題在於，捷克斯洛伐克走得太遠了，他們現在做的無異於在搞西方的多黨制。”總理：“捷克斯洛伐克成立新黨時，在註冊書和宣誓儀式上都必須宣告遵守捷克憲法，宣告黨派的社會主義屬性。您知道嗎，中國政協當中的民主黨派，我們都沒有要求他們這樣做呢。捷克斯洛伐克

在政治改革的措施上是很謹慎的，並且符合捷克的現實需要，那就是捷共需要監督，強有力的監督。過去十幾年捷克經濟的種種問題，大多與捷共沒有收到足夠的批評聲音，導致在國家政策和治理手段萬面一意孤行有關。

勃列日涅夫在見總理的時候顯得心事重重。“波蘭、民德的狀況都不大好，他們的領導人向我幾次抱怨，”勃列日涅夫說，“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他們認為在政治上過於激進，如果我們放任捷克斯洛伐克如此下去，會導致廣泛的動蕩。”總理：“針對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綱領中，政治改革的部分，我們正在與捷共中央進行商，而且捷共中央對我們的建議是肯聽取的，他們已經在行動了。在原先的改革綱領中有部分條款可能導致過分

自由化的傾向，這些他們將會在新的綱領中收回的。

勃列日涅夫：“捷克恢複了自由組建成立政黨的制度，1948年以前的一些政黨也&039;複活了，理論上來說，這些政黨可以取代捷共，這是捷克的憲法和改革綱領所容許的。”總理：“我們也注意到了這些政黨的名字和主要人員構成，但捷克對於政治黨派的法律法令是明確的而且可操作的，如果一個黨派被最高議會的政治委員會鑒定為不遵循社會主義，那麼它就會被撤銷

註冊。

勃列日涅夫：“所以，中國對捷克的改革綱領提出的修改建議中，不包括取消黨派的自由組建？”總理：“我們只建議他們加強管理和設定嚴格且明晰的法律法令。”勃列目涅去：“總理同志，我不得不說一句。中國共産黨的根基比東歐國家搞的那些黨強大太多，你們從1921年到1949年在中國的土地上創造了奇跡，擁有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無條件的支援，他們.…

他們可不是這樣。剛才我說理論上其他政黨可以取代捷共，或許您認為這僅僅是理論上，實際上並不會發生，但是，在中國不會發生，在東歐則很有可能發生。

總理：“如果在今後捷共真的被取代了，那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出現這樣的事，恐怕我們首先要問一句捷共犯了什麼錯誤，你們都從中從吸取了什麼教訓？&039;。而且，改革前捷克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之後捷克也將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母庸置疑。

在莫斯科呆了一個白天，連續見了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烈格列奇科，然後總理又直飛東德，在東德他還要與烏布裡希談談相關的問題。“總理同志，我們能不能...多談談中德製造業和港口物流的合作？中國與民主德國在這方面的合作重要而且典範，多談談這些話題吧..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我一說起來就頭疼。能不能不說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