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澤東和援越抗法決策(第2/4頁)

斯大林當時沒有答複，他要同毛澤東商量這個問題。

日後的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曾這樣回憶胡志明的秘密到訪：

我始終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凝視人們時眼睛裡閃耀著一種特殊的真誠和純潔。這是一種高尚的共産主義者的真誠，是在原則上和實踐上獻身於革命事業的人的純潔……胡志明直接從越南的叢林飛來莫斯科，他告訴我們他如何在叢林中徒步走了好多天才到達中國邊界，再從那裡來到蘇聯。

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胡志明兩只不平常的眼睛總是凝視著斯大林。我要說，在他凝視的眼神中有著幾乎是孩子般的天真。我記得有一次，他從皮包中取出一本蘇聯雜志——我想是《蘇聯建設》——要斯大林簽名。在法國，人人都追求親筆簽名，顯然，胡志明也有這個癮了。他想回越南後，可以讓他的人民看看斯大林的簽名。斯大林給他簽了名，但不久，這本雜志被偷偷地從他那兒拿回來了。因為斯大林擔心，胡不知會去派什麼用場。

胡志明將他的人民反抗法國佔領軍的作戰情況告訴我們，並要求我們給他物質援助，特別是武器和彈藥。離開莫斯科後，胡志明又來信要我們支援他們奎寧，因為他們的人民當中正流行著瘧疾病。我們的醫藥工業大量生産奎寧，所以斯大林慷慨大方地說：“給他半噸。”[1]

20世紀50年代初，“輸出革命”的思想如流星閃爍，仍然劃行在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産主義陣營中。毫無疑問，斯大林是堅決地持有這個思想的。與毛澤東討論越南問題時他再次談到了關於“世界革命中心東移”“中國將成為亞洲革命中心”的預想。斯大林對毛澤東說，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戰爭這個職責，還是主要地由中國來承擔，因為中國和越南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有許多聯系，雙方比較瞭解，地理位置也就近。斯大林認為，援助中國搞經濟建設則是蘇聯的重要任務。至於其他，斯大林說：“我們已經打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們可以運許多到中國去，你們可以留下來，其中適用於越南的，你們也可以運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蘇兩國領導人對援助越南抗法戰爭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蘇聯援助中國的建設，越南抗法戰爭則由中國援助。羅貴波從後來解密的檔案中知道：有一次會面時，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都在場。

[1]《赫魯曉夫回憶錄》，第681～682頁，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

毛澤東說，我們要派的都是土顧問

承諾由中國承擔起援越抗法的責任，是一項重大決策。越南是東南亞的重要國家，土地南北延綿，人口眾多，法國殖民勢力已在越南經略多年，法軍牢牢控制著越南的城市和平原。要將法國殖民者的軍隊趕出越南，必須要經歷一場漫長的、規模宏大的獨立戰爭。援助越南，必然伴以巨大的民族犧牲。這一點，毛澤東是非常清楚的。與斯大林協商之後，毛澤東下定了決心。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確定的第一個境外軍事援助計劃，比下決心投入抗美援朝戰爭，至少早了半年。

2月17日，胡志明隨同毛澤東的專列離開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中國，沿途多次下車參觀。車行途中的2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志明在專列上舉行會談，商議了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問題。胡志明向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向越南派遣軍事顧問、提供武器彈藥的要求，胡志明甚至設想，由中國派出人民解放軍進入越南和法軍作戰。

毛澤東傾向於派遣軍事顧問，他不無幽默地對胡志明說：“我個人沒有意見，還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要派，我們的顧問也都是土顧問呦。”[1]

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回到北京，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援越問題。會議認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戰爭勝利，也會使中國南疆的安全得到保證。

在北京，毛澤東親自主持隆重的宴會，招待胡志明、陳登寧以及黃文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參加。

在北京期間，胡志明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繼續會商中國援助越南的具體問題，討論中國如何援助越方在北部邊境戰場作戰。劉少奇介紹了中國的經驗，如進行土地改革的政策等。胡志明介紹了印支共的歷史和現狀。為便於向越方提供援助，中方建議，越方在廣西南寧、雲南昆明建立總領事館。[2]

身在北京的胡志明完全意識到了中國的承諾意味著什麼。他對越南海外事務工作負責人黃文歡說：“現在中國已經解放，這有利於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特別有利於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抗戰幾年來，依靠本身的努力我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中國決定在各方面向我們提供援助，因此我們目前對外工作的重點不在泰國，必須轉到中國。因此，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務。你在工作過程中將會面臨許多的挑戰，但最有利的一點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幾位同志都表示要盡力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盡管中國剛剛獲得解放，他們還有許多困難需要解決。”此後，黃文歡就任越南駐中國大使。[3]

[1]1989年2月24日、1990年4月18日，作者在北京訪問羅貴波。

[2]羅貴波：《中國援越內幕》，《世紀》雜志1993年第2期。

[3]黃文歡：《滄海一粟》，第2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6月版。

從贛南山嶺中走出的羅貴波

本來，得知胡志明已經來到中國的訊息後，劉少奇於1950年1月27日致電中南局的林彪、鄧子恢，要他們通知羅貴波折回北京，讓越南陪同人員先行歸國。但當時羅貴波已經離開武漢，正在去廣州的火車上。

1950年2月5日，羅貴波到達廣州才看到劉少奇要他回北京面見胡志明的電報，但胡志明已在1950年2月3日啟程去蘇聯了。劉少奇接到羅貴波的請示後只得命令羅貴波繼續前往越南，不必返回。

在廣州，羅貴波拜會了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葉劍英。葉劍英對胡志明很熟悉，向羅貴波介紹了不少情況，還為他增調了能說越南語的秘書兼翻譯莫揚。

在廣州，李班和大家分手，取道香港先行回國彙報，於1950年2月27日返至越北叢林根據地。

羅貴波一行出於路途安全的原因又返至湖南衡陽，然後向廣西進發。

到達桂林後，南去的鐵路被土匪破壞了，一時無法修複。當地駐軍以一個連的兵力將羅貴波一行護送到南寧。

在南寧，有張雲逸接待，羅貴波他們度過了春節，於大年初五1950年2月21日）這天由一個連護衛向越南進發。

1950年2月26日，羅貴波到達毗鄰越南的靖西縣城。阮德瑞於當日越過邊境回國報告，越方即派出政府典禮長武廷瑩前來靖西迎接羅貴波。

即將走向越南之際，羅貴波思緒萬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這是他第一次離開自己的眾多戰友和部下，前往一個陌生的國度，而自己擔負的使命又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羅貴波，1958年後擔任外交部副部長

鳳尾竹、南疆月，四下裡重重山影，多少往事，總在離鄉辭國之際湧上心頭。

羅貴波的家鄉在贛南的南康縣潭口鎮，那裡是一個一馬平川上熱鬧的集鎮。羅家算得上潭口的一個大戶人家，羅貴波的祖父和父親兩輩家中都算得上廣有錢財。羅貴波的上輩人中二伯父中了武秀才，四叔父考上了文秀才。羅貴波父親羅寶光文化不高，舊觀念極深，想到自己全無功名可言，實在意氣難平，就仗著手中錢財，在40多歲時一發狠心，以5000兩銀子捐了一個直隸府的五品候補知府，眼巴巴地等著實缺。

羅貴波的生母是父親的第三個妻子。因第二位太太膝下沒有孩子，羅貴波就由這位母親撫養長大。養母受教育不多，但性情溫和，信從古訓，相夫教子，給予羅貴波許多溫暖。

6歲時，羅貴波上了私塾。就在這一年，父親去世了。在此之前，辛亥革命結束了千年的封建統治政體，父親的做官夢已經破滅。可是，舊傳統並沒有遠去，這個延續在封建末世的家庭，竟將喪事辦得轟轟烈烈，將昔日的五品候補知府歸路著實打點得風光氣派了一番，把銀子花得像贛水決堤一般。

對這個葬禮，幼小的羅貴波有極深的印象。從此，羅家迅速地敗落了。

這時，新思想的風潮從廣東那邊漸漸吹了過來，新學堂一所所地辦了起來。

羅貴波讀了一年私塾後轉入新式小學。他的性格有些內向，但讀書甚慧，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全年級的第一或第二。

20世紀20年代，贛南還極為封閉，沒有鐵路，甚至沒有像樣的公路。幼年的羅貴波沒有見過汽車，看見剛剛投入贛江航運的小火輪就覺得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了。

眼前的世界很小，縱使坐落在平原的潭口也不過極目十數裡。好在羅貴波愛讀書，兩個要好的同學廖貴潭和陳鐵生也喜歡看書。那時的贛南村鎮裡談不上有什麼外國文學著作，倒是有不少中國傳統小說，《三國演義》《水滸》，還有《說嶽全傳》《薛丁山平西》《三俠五義》以及描寫太平天國農民英雄的故事書深深地吸引了他們。在這些書中間，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三國演義》和《水滸》。三國人物足智多謀，於鞍馬之上得天下。諸葛亮六出祁山，卻又未遂其志。梁山好漢們仗一身好武藝，聚嘯山林，殺富濟貧，替天行道。凡此種種，都給這幾位成長中的贛南少年以深刻的影響。

小學畢業以後，羅貴波到贛州的省立師範學校讀書，他繼續在書本中苦苦求索，有時激憤，也有時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