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侵華戰爭給日本的詩歌注入了興奮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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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華詩歌,是指以侵華戰爭為主題的詩歌,包括日本獨特的詩歌樣式“和歌”(又稱“短歌”)、“俳句”及從西方引進的現代自由詩(新體詩)。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侵華詩歌(日本人稱之為“戰爭詩歌”)在數量上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多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直到現在,在文獻學十分發達的日本,詩歌研究者們也未能編出一個“戰爭詩歌”的完整的目錄清單來。
侵華詩歌之所以泛濫成災,有幾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是由詩歌,特別是和歌、俳句在形式上的簡單性所決定的。和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徵是“五、七、五、七、七”,共5“句”31個音節;俳句從後來和歌中脫胎而來,取和歌的前三“句”而獨立,即“五、七、五”,共17個音節。和歌俳句都由五音節和七音節構成,所以在音律上稱為“五七調”。日語和漢語不同,一個音節並不等於一個有獨立意義的字或詞,而一個有獨立意第七章n日本的侵華詩歌義的字詞,一般是由二至三個以上的音節組成的。這樣一來,和歌的31個音節,實際上只相當於十個左右的漢字;俳句的17個音節,也只相當於五六個漢字。因此可以說,和歌,特別是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詩。在古代,日本的和歌、俳句除了上述音節上的這些基本規範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形式規範,在取材、趣味上也比較講究。但取材範圍狹窄,不外風花雪月,戀愛應酬之類;抒寫個人的情緒感受,超越政治和時事,追求閑適、寂靜、典雅的女性化的風格。但是到了近代,和歌、俳句經歷了較大的變革,形式上更為自由,有時候甚至“五七調”也可以突破;在手法上,強調“寫實”,擴大了取材範圍,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入詩,也逐漸打破所謂“無丈夫氣”的女性化傾向,提倡“虎劍”精神。這些變革,使和歌俳句擺脫了內容和形式上的束縛,進一步走向庶民化。只要有一些文化修養,都可以吟詠、寫作和歌俳句。而且,發表的園地很多。近代以來,日本出現了五花八門的有關和歌、俳句的社團組織,出版印刷了無數的報紙雜志,一般的報刊也開設和歌俳句的欄目,竟至出現了日本人為之自豪的“全民皆詩人”的局面。同時,西方的現代自由詩,傳到日本後更為自由,除了分行書寫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形式上的束縛,實際上也已成為一種高度庶民化的文學樣式。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後,舉國處在戰爭的狂熱中。本來屬於文字遊戲式的消遣性的、純審美的和歌、俳句等,也很快成為戰爭的工具。一些詩人和評論家,“敏銳”地發現了戰爭給日本詩歌帶來的機運,提倡短歌的“革新”以配合侵略戰爭。如著名歌人岡山嚴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鼓吹“以現代的血做現代的歌”,用短歌積極配合日本的對外擴張。他在《現代短歌的創造面》一文中說:“事變(指七七事變——引者注)對現代短歌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考驗。正像我屢次說過的那樣,如果沒有事變,現在的短歌也許還處在沉沉大睡中。事變對今天的短歌來說是最後的審判。”他主張短歌的主題要“取自戰爭”。在戰爭狂熱的驅動下,在像岡山嚴這樣的著名歌人和理論家的鼓動下,短歌,乃至俳句,自由詩,紛紛面向戰場,此前長期死氣沉沉的歌壇、俳壇、詩壇一下子沸騰起來。對大多數人來說,寫小說、寫劇本不太容易,而亢奮的戰爭情緒,最容易用詩歌來表達,這就造成了日本的“戰爭詩歌”的畸形膨脹。小說、報告文學等敘事性的侵華文學體裁大都是“文學者”之所為,而侵華詩歌的作者,除了“歌人”、“俳人”和詩人之外,更有眾多的非文學者和普通的老百姓,包括軍人、政客、工人、學生、農民和家庭婦女等參與其中。在和歌、俳句和自由詩三種詩體中,和歌數量最多,現代新詩次之,俳句又次之,另外還有一部分漢詩。在整個侵華戰爭期間,發表在各種報刊上的篇章難以計數,僅結集出版的“歌集”(和歌集)、“句集”(俳句集)、詩集(自由詩集)等,就數以千百計。光北京圖書館收藏的1937年至1945年間的出版的單行本,就有上百種;當代日本學者高崎隆治專門編寫了一部《戰爭詩歌集事典》,共選收有關的詩歌集近三百種;東京的講談社在70年代後期,曾出版了20卷本的昭和年間的和歌選集《昭和萬葉集》,其中以侵華戰爭為主題或與之有關的和歌,就有4卷。
這些戰爭詩歌,呼應著進攻中國的每一聲嚎叫,配合著日寇的射向中國的每一聲槍炮,成為全日本侵華戰爭大喧囂中最為聒噪的音符。盧溝橋上槍聲剛剛響過,詩人佐藤春夫就寫了《我站在盧溝橋頭放聲高唱》;所謂“支那事變”剛剛爆發,“大日本歌人協會”、讀賣新聞社以及齋藤茂吉、土屋文明等人就先後出版了題為《支那事變歌集》的好幾種和歌集;“大東亞戰爭”的“理論”一出籠,在名稱中出現“大東亞戰爭”字樣的詩歌集就接連出現了幾十種。無論是和歌、俳句、還是新詩、漢詩,都充滿著強烈的火藥味。形形色色的以“戰”字招搖的集子多如牛毛,如《宣戰佈告》、《戰爭詩集》、《決戰詩集》、《野戰詩集》、《戰鬥的塑像》、《戰爭的歲月》、《短歌戰記》、《聖戰短歌集》、《聖戰俳句集》,《大東亞戰》、《大戰之詩》、《土的戰線》、《赴戰歌》、《決戰》、《火戰》、《戰爭》、《戰魂》、《戰場》、《戰火》、《戰塵》、《戰線》、《轉戰》;各種各樣以“軍”字為名的集子不勝列舉,如《軍神頌》、《軍靴之聲》、《緊跟在軍神後面》、《軍歌選抄》;五花八門的歌頌“槍”、“彈”的篇章鋪天蓋地,如《槍後》、《機槍聲》、《炮車》、《手撫炮架》、《歌唱肉彈》、《彈痕》、《彈雨中的祓濯》;以“大陸”為題名、或以被佔領的中國城市為題名的滲透著殖民主義意識的集子俯拾皆是,如《大陸之秋》、《大陸巡遊吟》、《大陸諷詠》,如《歌集·北京》、《詩集·北京》、《歌集·北京譜》、《歌句集·南京》、《上海雜草原》等。還有各種各樣以宣揚法西斯主義、“日本主義”為主題的《愛國詩集》、《日本詩集》、《日本的歡喜》、《日本美論》、《日本之美》,等等。在漢詩方面,著名漢學家鹽谷溫編選了幾本《興國詩選》,還寫了一本漢詩集《大東亞戰爭詩史》(1944年),收集了他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各個階段寫的歌頌侵華戰爭的漢詩。
總之,侵華戰爭彷彿給日本的詩歌注入了興奮劑,侵華詩歌如雨後的毒蘑,爭先恐後,五顏六色,拱地而出,整個歌壇、詩壇、俳壇,都處在了歇斯底裡的瘋狂發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