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後記

1997年7月，我給《北京社會科學》雜志投寄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日本的侵華文學與中國的抗日文學》。這是當時我正在撰寫的《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中的一節。編輯部許樹森先生對文章非常贊賞，決定臨時調整已安排好的版面，將該文盡快刊出。該文在8月份的第3期發表後，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對我做了電話採訪，並將該文譯成英文。譯文連同採訪錄音片段，在9月18日和9月25日兩次對外廣播。

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響，促使我把這個方面的研究作為下一步的新的研究課題。當時(1997年8月)，我的《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已全部完成並寄交出版社，我決定接下來寫一部新的著作，題目暫定為《日本的侵華文學與中國的抗日文學》，並很快投入了資料收集和撰寫工作。

在這個課題的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我仍然採用論文式寫作法，即把每一章節的內容都作為學術論文來寫，寫完後陸續發表。有關的論文發表後，在社會上、在讀者中再次引起了反響。如，我在《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發表了《日本的“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一文，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又將該文譯成英文，並在7月9日播出；《新華文摘》1998年第9期對該文做了摘發。5月，該文在南京獲“全國東方文學第3屆學術評獎”論文一等獎；6月，《北京日報》理論部的李喬、李君紅兩位編輯聯名來信，認為對於日本侵華文學還是“鮮為人知”，“很有必要把這些內容介紹給更多的讀者”，並說“我們是代表日報四五十萬讀者向您約稿”。我應約給《北京日報》寫了題為《“筆部隊”——日寇侵華的一支特殊部隊》的文章，《北京日報》7月20日予以發表，並加“筆部隊”和侵華戰爭了“編者按”。文章刊出兩三天後，我陸續收到了多封讀者的來信。其中，抗日老戰士屈保坤先生在信中，以他的親身經歷印證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史實；北京航天工業總公司的黃美超先生在來信中說：“這篇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從另一個側面看到日寇之兇殘詭詐。這個側面，尚鮮為人知，極有必要大加揭露……過去，人們對日寇之認識，幾乎一律地只知其軍事侵略，飛機、大炮、屠刀和鐵蹄。而對其軟屠刀——筆部隊，竟一無所知。這是莫大的遺憾。你率先揭露日寇的軟屠刀，警醒國人，警醒世界，我認為，這真是功德無量。”黃先生還建議我將論題集中在日本侵華文學，並單獨成書。

後記本課題的研究就是這樣，始終得到了媒體和各界讀者的關懷。在寫作過程中，我的思路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原打算寫日本的侵華文學與中國的抗日文學兩部分，並將兩者置於比較文學的框架中。後來，光日本的侵華文學部分就寫出了20餘萬字。所以最終決定以日本的侵華文學的研究和批判為中心，書名也做了相應的修改。至於中國的抗日文學研究的部分，也決定擴充內容，研究自鴉片戰爭至抗日戰爭結束後百餘年間的中國的國難文學，書名暫定為《中國近現代國難文學史》，作為本書的姊妹篇，單獨成書，計劃在近幾年內完成。

在本書的選題和寫作過程中，我深深認識到，在我國，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透過學術研究來宏揚愛國主義，是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義不容辭的職責。我希望透過本書與《中國近現代國難文學史》的寫作，把文學史的研究與時代、與社會密切結合起來，與國恥、國難教育密切結合起來，使學術研究直面未來的21世紀的挑戰。雖然我個人寫的一兩本書，作用微不足道，但我願意為此貢獻出自己的一點力量。

為了使讀者對書中內容有些直觀感受，特安排了35幅歷史資料性圖片。又在正文之後附了一篇文章，即我在上面提到的《日本的侵華文學與中國的抗日文學》。它是孕育本書的母胎，特附在書後以志紀念，對正文的內容也算是個補充。

最後，我感謝為本書的有關章節提供發表園地的諸家報刊，如《北京社會科學》、《北京日報》、《日本學刊》、《抗日戰爭研究》、《外國文學評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國外文學》等；感謝對本書的寫作和出版給予關心和支援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許樹森先生，北京市社科規劃辦公室及李建平先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及丁雲先、李姝香先生，北京師範大學社科處張健、張寧先生，北師大出版社的常汝吉、馬新國、傅德林先生等。感謝郭志剛先生審讀書稿並提出修改意見。感謝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師大圖書館等提供的資料服務。還要特別感謝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規劃辦公室將本書列為“九五”重點研究專案和向國慶五十週年獻禮的“精品工程”叢書專案並給予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