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自己的路(第1/3頁)

吳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對內容，拿給趙禎和徐平看。由於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話聯綴起來，稍加整理，沒時間過多潤色，是以帶有強烈的徐平風格。

趙禎看罷，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對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謙和，凡與宰相引座交談之人，無不言宰相有君子氣度。然與宰相共事之人，則說言辭雖謙和，然於公事持之甚堅，共事者難。先前與宰相坐而論道，朕有此感，然並不難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極是。對公事持之甚堅，宰相用心於事，勇於任事也。過之則為執，宰相謹記！”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過也。過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謝陛下提點。”

這是徐平一直以來的毛病，與人相處和和氣氣，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過於強勢。對上對下都不明顯，而同僚就會覺得難以共事。君與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級關系，是一種在上下級關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趙禎也開始感覺到徐平的這個毛病。好在趙禎嚴於律己，做皇帝能夠深自剋制，對徐平的強勢，感覺不深。等到把言論一形諸於文字，這種感覺就一下子強烈了。論治國之道和理國之術，徐平幾乎是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態度在說。

漢太祖在秦末亂世，馬上取天下，當國之後求賢士大夫共治國家。到了宋朝，繼承了這個傳統，而且面臨內憂外患之時，鑒於前朝外戚、寺宦之禍，對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視為一個階層是不對的，這既不是地主階級，也不是讀書人，雖然他們大多是出自於地主階級的讀書人。士大夫是求賢，而不是對官員的任能，兩者有根本區別。

簡單地說，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識形態，即與政權的意識形態必須相符。在這個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問題。

一國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極端的朋友夫妻之間，意識形態也可能不同，這是社會的多樣性，強求一致會導致反彈。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我只看對我好與壞，事情表現出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無關緊要。還有視屁股坐在那裡就應該是什麼意識形態為當然之理的，你是什麼出身，就應該是什麼意識形態。政權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就必然用統治階的人。

政權具有獨立人格，就超脫了階級，不能超脫，政權就無以維持。對於政權管理下的人來說，誰讓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這是很多人的態度，政權要調和，正是必須讓社會危機不碰觸這條線。這條線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不一樣，同樣的危機，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感受是不一樣的。

政權內部個人的意識形態各種各樣，但政權的意識形態卻是唯一的。不管是從朝廷的角度來說，還是從皇帝的角度來說，選擇與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務的，必然是與政權的意識形態相同，要從自己處於社會階層的個人利益中超越出來的人。對於皇帝來說，對政權的意識形態未必就有多認同，但為了管理國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來。

宋朝皇帝不只一個人說過，欲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選官用科舉只是手段，考的不是個人的能力，與以前的察舉制目的本無不同，選的是賢不是能。選出賢來之後，才有所謂的任能。選賢與任能，對於政權來說，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知道為什麼宋朝的進士對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員都不屑一顧，關鍵時候自己把持國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們代表的是政權的意志，甚至有的時候與統治者的意志並不一樣，政權對於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員，態度自然不會是多麼友好。這種事情歷朝歷代都是如此，以後也會如此。能夠把握好態度的，畢竟只是少數人。

左右天子方為大忠，就是從這個方向發揮出來的，忠的是政權獨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惜改換皇帝，這種事情也是會做出來的。

正是求賢，用的是符合意形態的人，所以對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並不緊要。當然有歷史上司馬光和王安石這種公德私德都無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節，一面站在制高點指點江山，一面挾妓遊玩。

公德無關緊要或者消失的時候，才會棄公德而求治私德。

無關緊要，比如認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誰能幫助我就用誰。這個時候對私德的要求看統治者本身，有的統治者視道德為無用之物，只要能辦事，官員愛怎麼幹就怎麼幹，法外之事皆可為，甚至違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對屬下嚴厲的統治者，就會去治官員的私德。不管是權還是物，我不給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說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認為天下每一個人都有公德，人人都無私。公德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此時參與政權治理國家的，自然就會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眼裡，一人之天下的時候，無所謂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讓你明白怎麼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斷於律，師於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時候，天下人就有同樣的公德，人人都是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覺悟。沒有這個覺悟，便教育你，屢教而終不改，則就是大家的敵人。教育是溫和的手段，作為敵我矛盾則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敵是也。

法家強求天下一律，不承認人的複雜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來見效快，矛盾積累得也快。國家面臨巨大威脅，有明確目標的時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調和妥協的意識形態，側重於安內。因為有一個緩沖層，矛盾積累得慢，而且也比較容易搖擺，能夠在妥協中求生存。天下為一家之永祀時，儒家表現為君王求賢，與賢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聖人。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時，儒家不強求一律，仍然是在複雜的社會矛盾中求妥協，不斷地調整以求生存。仁義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會亡於內部矛盾。面臨外敵的時候，講仁義沒有用處，終究還是要以力量對決。

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首先要問的都是自己人還是外人，不然就沒有了著力點。

法家利於對外，儒家善於對內，沒有什麼絕對的對或者錯。國家面臨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為優，放下內部矛盾以對外敵，儒家的各種規矩此時不合時宜。當外部沒有巨大威脅的時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長久地對自己人，不然終亡於內亂。

道家和墨家講小政府和無政府，天下自治，不適全大一統的中原政權，先被淘汰。

中國文明早熟而且延續，延續自不必講，早熟就是先秦諸子幾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種手段都提出來了，並且在漫長的歷史中都被使用過。這些治國理論不是意識形態，只是治理國家的辦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種各樣的政策，是對於政治結構的探討。

正是因為儒家法家不關意識形態，統治者對此是不敏感的，以為這是事關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對統治者生死攸關，就把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搞混了。

秦漢是實踐先秦諸子思想的朝代，意識形態是相同的。

秦漢在意識形態上大致相同，秦亡於內亂，漢朝吸取教訓，以儒家代法家，對內開始講調和。正是在這個調和的過程中，漢朝在秦朝政治統一的基礎上，完成了文化統一。

我們之所以為漢人，就是在秦漢這兩個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區別早已經不明顯，名為儒家計程車大夫中實際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來攻擊政敵，只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還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執為中心的官僚執政集團，這只是治國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脅增大的時候，法家思想抬頭，是自然而然的事。黨爭最激烈的時候，新舊兩黨實際上都雜儒法，誰也不是純潔的儒家信徒。只是對於儒法兩家的手段，有的主張對內，有的主張對外。而涉及了內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