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收後,鑑於大型聯合收割機數量不足,北海鎮機械廠開始批次仿製另一時空中曾出現的麥考密克收割機,其工作效率是人工收割的4~5倍。

這東西製作相對簡單,除了木料就是鑄鐵件,不需要精密加工,唯一技術含量高點的就是進行切割的齒刀。整個機器的工作原理是由馬匹帶動後面收割機寬大的車輪前進,車輪連線過橋鏈耙上的齒輪驅動四個風車扇葉狀的分禾器轉動,將麥穗推入收集臺,麥穗在進入收集臺時,前端貼地的切割器會將麥杆切斷,只在地面留出寸許長的麥茬。

馬拉收割機維修十分簡單,分禾器要是壞了,農民自己就能修;分割器的齒刀如果壞了,那就重新向農機站申請,換一套即可。至於售價,則是200北海銀元一套,包括了兩匹馬。

按照趙亮的計劃,北海鎮機械廠將在這個冬季著手仿製歷史上的第一代聯合收割機,而且是使用燃油發動機的那種。

大範圍新式農具的使用,其實和北海鎮打破了傳統小農經濟結構,效法另一時空歷史上“集體公社”的組織形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北海鎮治下的農民之所以能夠迅速接受新生事物,並願意購買工業品,是因為各個自然村採取的是農業合作化方式。

趙新和陳青松之所以會這麼做,並不是兩人多麼有遠見,而是由一開始島國流民的現實條件決定的。因為饑荒導致每家都缺少勞動力,難以經營五十畝的土地;而且北海鎮還要從這些人裡徵兵,更加導致勞動力缺少,因此只能採取合作互助模式。於是乎,統一經營,統一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早期的河南移民也是如此,農業生產技術落後,勞動力不足,更使得他們只能被迫的納入到這個體系中來。而等後期家庭勞力相對充裕的山東移民、直隸移民到達的時候,因為採取了以家庭為單位分配土地、各家打散安置的原則,使得宗族勢力的干涉能力大大降低。

換句話說,以宗族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土地經營方式在北海鎮是不被允許的;更嚴重的說,只要北海鎮繼續搞工業化,其治下的所有地區都是不能允許的。

要知道一個國家或政權只要進入工業化,隨著各項制度的建立,將帶來大量的制度性開支;這其中包括了稅費、醫療保障、電費、水費、通訊、物流等等成本,也就是“制度成本”。

因為十八世紀末的中國歸根結底還是個農業國家,三億多人裡90%都是農村人口。所以工業化產生的制度成本必須要透過農村進行轉嫁,也就是讓農村人口購買使用工業化的商品才行,單靠城鎮是根本無法消化的。

比如拖拉機,它最大的應用就是農業生產,在城鎮內部幾乎毫無作用。再比如村村通電,就要讓農民付電費;如果沒有通電,就需要農民購買北海鎮製造的馬燈,而不是繼續使用昏暗的油燈。

在另一時空的歷史上有個很顯著的例子,可以說明工業化和小農經濟的對立性矛盾。1949年的時候,為了提高耕作效率,生產了一種“雙輪雙鏵犁”相對於當時農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稱為“鐵犁”,其售價僅為39元。然而即便是政府如何大力宣傳動員,奈何農民就是不買,直到公社化之後才推廣開來。

要知道中國自古以來的小農經濟模式,導致工商業在內的多種經營並不走貨幣交易,農民沒有用貨幣購買的習慣;需要什麼農具,找村裡的能工巧匠做一個就行,代價就是用農產品交換。

比如用自家母雞下的蛋去合作社換火柴,這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易。農產品和工業品在農村無法貨幣化,導致經濟執行方式就只能是計劃調撥,無法市場化。

對於本時代的帶清農村來說,官紳階層的土地兼併導致普通農戶根本沒有五十畝的土地去經營,而擁有大批土地的官紳階層又可以透過僱傭農村破產者和無產者,以更廉價的方式實現低成本經營,缺乏對新型農具需求的動力。

(說了這麼多,諸位明白為什麼土地革命後要搞集體化了吧?)

事實上趙新不停的從另一時空引進人才,其道理和另一時空歷史上“蘇聯援華”是一樣的,只不過規模沒有那麼大,所以工業體系建設的速度也沒那麼快。

北海鎮建立至今已經七年,最基礎的就是提高識字率,減少文盲比例,增加技術工人。而隨著五十萬新移民的到來,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猛然躥升,佔到了北海鎮居民人口的四成五。

面對如此局面,除了擴大基礎教育,在自然村內推廣識字運動外,另外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加入北海軍,透過部隊的強制性學習,減少文盲率。

而北海軍越往南打,這樣的問題就會越突出,相應所帶來的制度性成本更會激增。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在帶清,甚至是在東西伯利亞也一樣存在;只不過由於北海鎮打下的疆域面積太大,所謂的大型城鎮人口最多隻有幾千,目前的苗頭還沒產生而已。

總之,趙新和他的同伴們只要繼續推行以國家資本主導的工業化,就會與傳統的小農經濟互相對立,也必然會成為地主士紳階級的敵人,雙方絕不可能調和,必將抱著將對手除之而後快的想法。

不過上面提到的這一切,對新任行署副專員洪亮吉而言,還只是一知半解。他能明白的是,自己這個所謂的“副專員”,大概就是等同滿清那邊的五品同知,除了不管軍,什麼都要管。

滿清時代舉人想入仕的話,最多也就是從縣丞起步,要知道人家正牌子進士實授也就是個七品縣令。洪亮吉從一介白身成為統管琿春地區的大員,也算是進入北海鎮的高官行列了。

縱觀清代近三百年曆史中,能夠上疏直言時弊並指責皇帝過失的官員鳳毛麟角,數來數去也就兩個人,一個是後世很熟悉的孫嘉淦,另一位就是洪亮吉。然而歷史上的洪亮吉比孫嘉淦還猛,號稱“清朝第一硬骨頭”;能將有“仁宗”之稱的嘉慶氣的差點將其斬首,他那份《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的威力可見一斑。

要知道一個因自身正氣能感動天地,乃至嘉慶前腳為洪亮吉下旨平反,後腳就普降甘霖解除旱情,甚至將此事列入正史的人,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實在罕見。

趙新看中的就是這份風骨。跟讓江藩先去當兵一樣,他故意將洪亮吉晾了一段日子,見其不急不躁,這才把他和劉臺拱等人送進了行政學校,經過了一番政務培訓後安排去琿春,就是希望能透過此人的剛正不阿,公平公正的處理當地的滿人事務和邊境問題。

琿春戰役進入到最後階段的時候,由於北海軍採取東西夾擊,使得琿春城內的滿人無法撤往吉林,而那奇泰帶走的又都是兵,導致大部分滿人家庭都留了下來。

如何管理這些人,將決定了北海鎮未來對東北其他地區的治理是否順利。要知道打牲烏拉、黑龍江城,乃至滿清治下的齊齊哈爾、墨爾根、吉林、盛京都是以旗人為主要居民構成。所有人都在盯著北海鎮的一舉一動,派駐的地方官員若是有失公正,將導致周邊村寨的庫爾喀齊人和費雅喀人兔死狐悲,從而動搖北海鎮在整個東北地區的統治。

“洪大人,這是琿春的八旗滿洲人和庫爾喀齊人的戶籍檔案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