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四章 一朝蟬蛻始化龍(第2/3頁)

道統關於權威來源的基本解釋是“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其中包含的權威生長邏輯鏈就是“天天子天下華夏四夷”。

也正因為如此，處理中外關係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夷夏有別”和納貢制度。納貢制度是維繫“道統一尊”不可缺少的一環，它不僅向世人勾畫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圖景”，也強化著人們對“天子受命於天”的服從。

如果不分華夷、解除納貢制度，則“天子受命於天”而“威服天下”的邏輯就不完整。其進一步的影響便是既然“夷”可以不從夏，天下又何必從於天子呢？

如果說，由傳教士引入的西方宗教和自然科學對道統一尊的解構還多少帶有理論上的味道，那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無疑使這樣的挑戰變成了現實，並具有了法律效力。

問題是北海鎮是個怪胎！

從文明上講，趙新他們引入的其實就是外來文明，只不過沒人知道；而從人種上講，趙新他們是中國人而非西洋人，所以也就不存在亡國滅種的問題。

所以這事就很麻煩了。

趙新不想遵循就有的朝貢體系，那麼就意味著自董仲舒以來確立的“君權神授”理論的崩潰。北海鎮以工業立國，則意味著“尚禮義不尚權謀，在人心而不在技藝”的立國之道再也站不住腳。

這時候如果還要廢除科舉，則意味著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知識權力化”鏈條被斬斷，將使得整個國家知識階層對國家認同和信仰的崩塌。

然而恰恰在這個絕對專制的時期，從政治上講，國家是需要知識階層協助，來建立認同和信仰的，否則就會處處烽煙，防不勝防。

某人說可以搞軍政府，以後再改過來。

近代國家的權力體系無非四種，財富權力化、軍功權力化、出身權力化和知識權力化，前三者已經被中國人所摒棄，只有知識權力化才算是相對最公平的。

好的不學學壞的？除了滿足個人的野心還能有什麼？看看另一時空的暹羅和拉美，權力體系一旦固化，誰會允許外人動自己盤子裡的乳酪？所有想動的人，要麼最後是遠遁避禍，要麼就是全家死光。

皇帝？皇帝那時候只是一個擺設而已。

所以，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科舉制是不是應該廢除，而在於新式教育體系能不能能替代科舉制的選才和教育功能，能不能立即擔負起科舉制原有的政治整合功能，能不能增強社會結構的彈性並有利於國家對社會的駕馭。

很顯然，北海鎮目前的教育體系還遠遠做不到。相對於兩億多人口的大國，近四十多萬人的北海鎮即使人人識字，也是力有不逮。

別說三十萬了，另一時空中，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學堂所吸納的學生總數近三百萬人，而相對於兩千萬的科舉讀書人，其社會動員能力還遠遠不足。鄉紳一句話，不管是姓德還是姓賽，全給我靠邊站！

清末民初社會有多動盪、多混亂？

當然，也正是因為這種動盪，導致從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失敗，才有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

其實古代中國的超大地域為“知識權力化”提供了廣闊的生存空間，但是分散化的社會管理成本和小農經濟的財政能力限制了知識官僚體制的規模。也就是說，因為小農經濟，導致國家財政收入單一化，財政盈餘能力太弱。

不是皇權不想下縣，而是完全承擔不起下縣的成本。要不是雍正苦心經營十幾年，乾隆繼位後又趕上人口大爆發，耕地規模猛漲，就衝乾隆這麼打仗，財政根本扛不住。

趙新正是經過長時間的反覆斟酌，冥思苦想，跟很多人聊過之後，才弄清了這個問題所在。

而到了這一步，他也終於從一個貪財的“知道分子”，蛻變成了一個初入門徑的“政治人”，而要想成為一個“家”，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江藩離開趙新家後，沒有回住處，而是徑直去了圖書館。果然，段玉裁、劉臺拱和洪亮吉還在那裡，連汪中也來了。

將近八萬卷、230萬頁的《四庫全書》，即便是一秒鐘列印一張，也得需要27天。從這一點來說，趙新收100銀元還真是賠本吐血良心價。

聽到開門聲和腳步不斷靠近，段玉裁和劉臺拱都沒說話，洪亮吉抬頭看了看江藩的表情，問道：“談的如何？”

江藩摘下帽子仍在桌上，用手摩挲了一下腦後的髮辮，過了好一會才長出一口氣道：“看不懂。”

段玉裁頭也不抬的問道：“子屏此言何意？”

江藩沒有回答，而是看向汪中道：“容甫前輩，趙王跟您學了多少？或者說，他究竟師承何處？”

汪中搖頭道：“慚愧的緊，汪某跟趙王坐下來交談，攏共不到十次。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汪某向他請教那些新式學問。子屏你這是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