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第4/4頁)

劉尚：《天註定》上映後，您曾說過想探究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更深層次的情感」。這部電影在多大程度上是這一過程的延續？

賈樟柯：是的，確實。這部電影繼續探索了內在的、心理上與精神上的變化。這就是我選擇這些作家作為我的研究物件的原因，不是因為我想用這部電影來檢驗、探索或談論他們的文學作品。

對我來說，我之所以選擇他們作為我的研究物件，是因為他們是敏銳的社會觀察者。他們非常勇敢，透過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真正成為時代的信使和社群的信使。他們那個時代的信使。

所以我認為可以透過他們來捕捉特定的現實，因為他們不僅是敏銳的觀察者，也是很好的故事講述者。他們談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這樣的方式吸引了我，讓我想要拍一部有關於此的電影。

所以我並沒有直接去拍這些事情，而是透過聽他們述說、而非是看他們寫的文字來捕捉歷史。

我想看看作為作家，他們是如何用自己的語言講述他們的故事的，然後我將其拍成電影研討會的樣子。

劉尚：這部電影的名字有些哀愁，主題也非常嚴肅，但某些時候，特別是當作家餘華講述的時候，電影也變得十分有趣。您是刻意為之的嗎？

賈樟柯：這就是典型的餘華（笑）。這正是他講故事的方式，帶有諷刺意味，很像黑色幽默。

對於作家餘華來說，他實際上比第二位作家賈平凹晚出生十年，所以在那個時候，他以這種幽默的方式寫一些東西是顛覆性的。

這是一種展示他有多麼叛逆的方式，因為這幾乎是那一代人的表達方式，用謙遜的幽默來談論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社會，也為了製造那種衝突或者用幽默來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有時候事情太糟糕了，你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劉尚：您怎麼就選了這幾位作家呢？拍電影之前您就已經知道他們的故事了嗎？

賈樟柯：當然，這四位作者中，一位已經辭世了，三位還在世，其中我只認識餘華。其餘的我在專案之前都不認識，直到我們做了調查，收集了資訊。然後我聯絡了賈平凹和梁鴻。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可能只知道他們在鏡頭前談論的十分之一。我們只知道最基本的資訊。

所以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瞭解到，賈平凹作為一個作家，因為他的家庭出身，因為他的父親，他吃了很多苦。

但我們不知道所有的細節，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劉尚：時隔多年重回紀錄片創作，您有什麼感想嗎？

賈樟柯：與虛構的電影不同，紀錄片在一開始需要大量的研究來決定我們想要捕捉或採訪的物件。所以這是一件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和時間的事情。

但製作紀錄片的樂趣在於，有太多的未知。很多事情都是自發發生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新的發現。所以我認為這是一次愉快的發現之旅。

另一種層次的享受來自於物件——當我說物件時，我不是指那些我試圖透過訪談來呈現的作家，那些在公共場所、火車站或街道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為物件。

這些是普通人在公共場所的形象，也是當時所發生事情的目擊者。

這些人正是這些作家在他們的故事中描寫的人物，所以我認為他們同樣重要。

拍攝他們會給我更多的自由，因為我可以很自然地捕捉到這些人在公共場合的舉止，他們在公共場合的樣子。

我想做的是，以某種方式，誠實地、客觀地、完整地，透過個人敘述，透過目擊者的敘述來記錄所發生的事情。

記錄下這種見證，這樣我們就可以，為了未來的一代也為了現在，回顧過去發生的事情，以便我們欣賞和理解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變化。

就邊界而言，他們可以表達自己，來誠實、真切地談論這個問題，談論非常敏感的話題和議題——這些都是第一手的見證。

所以即使是負責審查的人，他們也不能否認這些表達是多麼真實。

所以我幾乎是在用這個來突破你所能談論的極限。

這在紀錄片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這些人在談論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他們是證人，他們提供證詞，所以他們是不可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