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5章 原來我是黃臺吉啊！(第2/4頁)

在小的方面張鉊就如此注意了，大的方面自然就更加重視。

在張鉊以自己累得回後宮去調戲一下大符都提不起興趣為代價，張周官場上的行政能力，終於被刺激了出來。

於是‘自作自受’的張聖人剛回京，就被奏疏給淹沒了。

沒辦法，他只能免除留守東京的陰正奇（陰鷂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和東京七門兵馬使之權。

然後任命陰正奇為持節江南都部署，率這次留守的親軍左龍驤衛三千人南下到襄陽府。

陰正奇（陰鷂子）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統籌劉再升、馬昭遠（馬鷂子）兩位方面大員，先期準備擺平南平和馬楚的事情。

我張聖人則必須要在東京將事情搞完之後，才能繼續南下。

而眼前諸事中，目前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廢除前朝乃至從唐末一直延續的苛政，以及更深層次賦稅的問題。

事情的起因，還是張鉊在河東的廢除苛捐雜稅和丁口銀的事情引起的，河東百姓得了實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實這個時代，也確實來到了一箇中國古代稅賦制度大變動的時間節點。

中國古代的稅收制度，兩漢魏晉時期，是分為租和賦兩種，租是指土地稅，賦就是丁口銀了，此外百姓還必須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為府兵制的興起，戰鬥不需要在大量徵召農民兵，於是賦稅制度變成了租庸調製度。

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結合起來看，還是土地稅加丁口銀再加徭役等。

當然，這只是粗淺的理解，裡面的道道還多得很。

而租庸調製度，到了唐高宗後期，府兵制逐漸分崩後，就開始變得徵收困難。

這玩意是以人丁為基數的，很強調人身控制和政府對兼併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併，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調就收不起來，然後就會被平攤給還能勉強維持的鄉鄰身上，最後導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來躲避。

所以到了天寶年間，以田畝徵收稅收的戶稅，就開始重要起來。

但了中晚唐，戶稅也不行了，國家財源枯竭，於是最終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兩稅法正式出臺。

所謂兩稅，就是在每年分夏秋兩次徵稅，夏稅在六月收完，秋稅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動，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調，變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別徵稅。

這從國家的稅收層面來說，無疑是一次巨大的進步。

它避免了租庸調時期大戶們輕易就能將繁重的徭役，轉嫁到窮苦人頭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財政收入，還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窮苦百姓的負擔，簡化了交稅的繁雜，解放了生產力。

總結起來就是富人多繳稅，窮人少繳稅，繳稅直接交錢，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納糧食、牲畜、布匹等。

看著很好是吧！確實很好，如果能嚴格執行下去，當然很好。

可是這種理想模式，別說唐朝，就是後世的美利堅，稅務警察號稱聯邦戰鬥力天花板，都照樣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兩稅法只實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離析，各級官吏上下其手，還利用繳稅不能繳實物這點，逼迫百姓賤賣產出換錢，再狠狠剝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豐富，在兩稅之外，各藩鎮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熱之中。

而且兩稅法，還有一個張鉊不知道該說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響。

那就是兩稅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礎上，是中央政府對於土地從強勢干預，到少干預甚至不干預的反映。

張鉊要繼續實行兩稅法，也就必然會導致張周跟兩宋一樣，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併，也根本無法做到。

這也反應到了國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兩漢到初唐租庸調這種模式能有效推行，這就讓兩漢一直到隋唐，國家隨時能動員出來相當不錯的武力。

有時候哪怕正規軍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強大戶，也能立刻提供相當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號召力沒有失去，國家就沒有危險。

到了中唐和末唐，府兵制崩潰之後，玄宗就被迫搞募兵制，然後玩脫，造成了藩鎮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