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六章 與我無關(第1/4頁)

其實對於北宋官員而言，這統計學並不陌生，就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也透過觀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財務又是一個什麼情況，然後再去設計這青苗法。

再比如說範祥的鹽法，也是透過統計，知道在鹽價低於每斤35錢時購進，高於每斤40錢時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

只不過王安石他們的統計相當糙。

青苗法在京東東路執行的時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沒有出現京東東路的問題，就是因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種兩季，故此大多數百姓是及時還錢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調查，就是僅限於江南的情況，沒有考慮到北方和南方其實是不一樣的。

司馬光、蘇轍都曾對此提出質疑，但是王安石沒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們的統計，是僅限於自己的觀察，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沒有標準就無法服眾，你有你的觀察，我有我的觀察，中國這麼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

最為關鍵的是，就是他們這種統計學，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為有違當下的主流價值觀。

包括範祥、薛向，這些頗具經濟才華的官員，他們在朝中都沒有什麼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彈劾。

因為大家都是從道德出發去談經濟，你偏偏要談利益，那就顯得格格不入。

張斐顯然是吸取了他們的教訓，他永遠是將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誠信之上，主打其實還是道德。

這跟王安石、薛向他們其實是很不一樣。

王安石他並沒有很好得掩藏，自己為國斂財的目的。

還是青苗法。

收兩分利，而且一年還分兩期，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這跟道德沒有半毛錢關係。

不管是司馬光，還是蘇軾、蘇轍，都認為你這利息太高了，要說你不是為國斂財狗都不信。

張斐就不這麼幹，我先免你們的交易稅，再收你們的倉庫稅，主打一個公平。

他往往能夠佔據道德制高點，而王安石是從未佔據過道德制高點。

王安石對青苗法的解釋，永遠都是，地主收那麼高，我才收兩分，我不是為民著想嗎？

但這個理由，經不起推敲，因為不是每個地主都收那麼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這一點抨擊他。

不夠細緻。

但張斐還主打一個細。

當富弼他們看到張斐呈上的調查報告後，不禁都是瞠目結舌，更不知該如何應對。

與他們想象中的還要細緻。

雖然這上面只是酒稅的對比，但一目瞭然，讓人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兩地百姓的生活水準。

過得一會兒，富弼突然抬起頭來，向張斐問道：“根據你提交的這份證據來看，這酒稅的調整，還涉及到酒類的不同。”

張斐點點頭道：“正是如此，調整酒稅主要是為調控糧食，公平起見，非糧食釀造的酒，自然不應該給予增稅。

而目前市面上酒類所需糧食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眾所周知，果酒所需的糧食是極少的，甚至沒有。

如果為求調控糧食，而針對果酒進行增稅，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河中府在調整酒稅第二年，關於酒稅的收入，就立刻恢復，原因就在於，酒戶開始大規模釀造果酒，從而避免負擔更高的酒稅。

好處就在於，使得糧價趨於穩定，也能夠讓官府購買更多的糧食。同時，關於酒稅的收入，並沒有持續走低，又維持到平均水準。

這還是一個例子，中間還有很多細分，以糧食為準，根據釀酒所需糧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稅。”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但見那些商人是一個勁地點頭，對此似乎非常滿意。

這確實非常公平。

你既然說增加酒稅的目的，是為調控糧食，那跟我果酒有毛關係，如果增加果酒的稅，這顯然就說不通，一份完善法案，必須要在邏輯說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