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跟英國人鬥了這麼長時間也開始學聰明瞭,不再要求英國將蘇伊士運河的管轄權移交給埃及,而是邀請國聯聯盟派出軍隊進駐運河區,以保障運河區的安全。

這個要求得到俄、法、意的強烈支援,國聯全體大會對此進行表決,雖然大多數國家都投出了贊成票,英國還是憑藉一票否決權否決了埃及的提案。

國際聯盟的一票否決權,並非常任理事國的特殊權利,而是屬於所有國家。

這就是國際聯盟自成立以來每況愈下的根本原因。

俄羅斯國家杜馬不搞一票否決,嚴格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

國家杜馬是最早遷往亞歷山大的政府機構之一,杜馬大廈位於市中心的彼得大帝廣場。

經過一年多的陸續搬遷,大部分俄羅斯政府機構都已經搬遷至亞歷山大,喬治的官邸位於葉卡捷琳娜大帝廣場附近。

和聖彼得堡以及君士坦丁堡相比,亞歷山大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政治中心,而且還是驗證國家主義的最佳載體。

自由貿易號召下,歐美國家更流行小政府概念,政治和軍事都是為經濟服務,政府缺少干預經濟的能力及手段。

內戰結束後,俄羅斯建立起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在整體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的行業,例如國防工業、交通運輸、能源開發,以及教育醫療等領域,一律以國家為主,以尤里耶夫、尤蘇波夫、多爾戈魯科夫、羅曼諾夫為首的社會企業處於附屬地位。

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帝俄時代的經濟模式,俄羅斯政府在國民經濟執行中的作用愈發凸顯。

這種模式在確立之初雖然引起了一定爭議,好處還是很明顯的。

去年的旱災和雪災,如果沒有統一的組織排程,造成的損失會比現在嚴重無數倍。

在取消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後,菲利克斯再接再厲,繼續對金融行業重拳出擊。

德意志銀行的悲劇引發菲利克斯的警惕,菲利克斯決定將俄羅斯境內的所有銀行都收歸國有,限制私人銀行對國民經濟的干預。

受此影響最嚴重的,當屬西伯利亞銀行。

由於西伯利亞銀行和尤里耶夫家族的特殊關係,菲利克斯主動向喬治解釋,希望喬治做出表率。

“收歸國有並非將西伯利亞銀行和尤里耶夫家族剝離,而是由政府機構派出工作人員對西伯利亞銀行進行監管,使西伯利亞銀行更符合俄羅斯的整體利益,不會像德意志銀行那樣,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障礙。”

菲利克斯這一刀一刀的,精準砍在大家族的經濟命脈上。

這事兒也只有菲利克斯能推動,維特和古契科夫是萬萬不敢的。

“西伯利亞銀行的執行,本身就要接受阿穆爾州政府的監管,如果你能保證和阿穆爾州政府一樣,只監督不干涉,西伯利亞銀行就可以成為國家銀行的一部分。”

喬治比菲利克斯想象中更容易說話。

西伯利亞銀行和阿穆爾重工一樣,是尤里耶夫家族的核心資產。

喬治已經將阿穆爾重工的一部分股份轉讓給俄羅斯政府,從而擁有承接國家訂單的資格,這個規定本身就是喬治確立的。

帝國時代阿穆爾重工是喬治名下的私人企業,嚴格說起來,帝國並沒有分享到阿穆爾重工發展的紅利。

這並非喬治私心作祟,而是帝國大公的特權。

內戰結束後,俄羅斯政府規定,私人企業將無法獲得俄羅斯的國家訂單。

作為回報,俄羅斯政府會拿出阿穆爾重工上繳的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獎勵和研發資金重新撥付給阿穆爾重工。

西伯利亞銀行也一樣,在成為國家銀行一部分之後,西伯利亞銀行就可以壟斷俄羅斯金融,其他銀行要麼順我者昌,要麼逆我者亡。

“喬治,我們不可能永遠正確,從長遠來看,我們只能依靠制度,才能保證我們設計的這套規則能夠執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