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 伊朗的內變(第1/2頁)

第347章 伊朗的內變

西元1970年5月的一天，伊朗總統巴劄爾甘，冷靜地聽著來自中國的宗教訪問學者撒仲謙，簡述這幾年來，他與大阿亞圖拉霍梅尼之間，關於伊斯蘭理論與伊斯蘭治國思想的溝通。

按照撒仲謙的總結，霍梅尼的意志堅如磐石，不可動搖。他的思想可以主要概括為：

一、伊朗必須是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由教士領導和統治。這是因為他認為無論是世俗的政府還是普通民眾，都有著不可彌補的缺陷，唯有教士集團，經過長期對真主虔誠信仰，以及苦行、學習和洗練，才具有高度的、純潔的意志和能力，治理好國家。

二、他的理想，是一種“哲人王”制度，宗教的最高領袖，是經過了長期的考驗，從無數教士中挑選起來的，因此可以負擔這一職責，他是具有最高伊斯蘭教義學養和最高道德的典範，由這樣的最高領袖，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擁有國家事務最終裁決權和最高監護權，才是最有效最穩定的伊斯蘭政體的邏輯起點和建構基點。

三、按照霍梅尼對“伊斯蘭政府的形式”的設計，伊斯蘭政體的“立憲”含義，不是指基於公民權利，對政府權力及其運作進行限定和規範，而是指統治者服從《古蘭經》和《聖訓》。“因此，伊斯蘭政府可以被界定為依據神法對人進行統治”。他認為這樣的話，能夠保障社會基本準則和核心價值的穩定性，排斥來自現實社會的功利考量，防止準則與價值的變異。

而一定程度上，超越於世俗的伊斯蘭教法學家作為社會準則和核心價值的監護人，又進一步維護和鞏固了社會準則和核心價值的穩定性，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社會準則和核心價值的實踐性。

四、霍梅尼想透過設立國家利益委員會，建立一個伊朗伊斯蘭政體兩極宗教與世俗）之間最重要的連結器。社會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會存在矛盾，當伊斯蘭崇高的社會理想、社會準則，與人民群眾眼前的實際利益、現實願望發生矛盾時，由這個機構進行調節。

巴劄爾甘內心呵呵，完全不以為然，一個教士集團能夠帶領伊朗走向現代化？這是指望用千年前的成功經驗，複制到今天，強行來適應現代社會，怎麼可能真正行得通？或許伊朗能夠因此而穩定，但一個神權國家，也讓國家未來變得沒有希望。

巴劄爾甘在原時空的歷史上籍籍無名，但新時空可是伊朗現在最有名的政治家。這主要是因為摩薩臺政府當年被中國拯救後，其“伊朗民族陣線”政府得以延續，而巴劄爾甘也在這個過程中，成長為新的黨魁，最終成為總統。他曾經到中國讀過博士，對於中國的革命理論很熟悉，雖然他認為伊朗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遵從中國的模式，但作為一個充分接受了現代教育的高階知識分子和曾經的軍人，他肯定也無法接受霍梅尼這種“神權國家”的想法。

時光來到1970年，伊朗的經濟，這些年發展相對順利。目前每天僅出口以中國為主以及其它國家的原油，就達到了250萬桶，年出口量高達10億桶伊朗有原油儲量1500億桶以上），僅此項收入就超過了60億美元，更何況還有天然氣收入，目前透過巴基斯坦、通往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已經貫通，加上一些其它收入，例如自己煉的成品油，每年與油氣有關的收入，摺合美元就高達90億美元。

伊朗此時的人口，不過是3000萬人左右，所以單單石油收入，平均到每一個國民，就高達300美元。在中國的幫助下，又從中國和西方引進了一些工業，所以現在伊朗的基礎工業體系，也發展得不錯，各種産業疊加之下，使得伊朗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左右，在六十年代末期，可謂妥妥的中産收入國家。

收入不錯，對國民的福利也就不錯，所以“伊朗民族陣線”的統治，還算穩固，軍隊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現代化和“國家化”。但是巴劄爾甘也敏銳地發現，國家存在著巨大的隱憂——宗教集團不斷加強了對世俗的幹預，這對世俗政黨政府，構成了越來越大的威脅，尤其是霍梅尼為首的教士集團。

巴劄爾甘自己就是虔誠的什葉派信徒，他當然不會反對教士，但他作為一個世俗主義者，也不能接受教士治國。每一次想到伊朗的宗教集團結構，他就不由得悚然而驚。

什葉派將教士分為：霍賈特伊斯蘭、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這三大級別，三個遞進的級別，要經過長期和嚴格是宗教研習和學術研究，根據所達到的學術水平和研究成果，經過極其嚴格的篩選制度逐步晉升。當今全球什葉派穆斯林中的大阿亞圖拉不足十人。

每個什葉派穆斯林，都會在清真寺裡跟隨一位阿訇，即霍賈特伊斯蘭。每位霍賈特伊斯蘭，又會追隨一位阿亞圖拉，每一位阿亞圖拉，又會以一位大阿亞圖拉為導師。甚至可以這樣說，全球數千萬的什葉派穆斯林，可以根據在世的當代8位大阿亞圖拉，而分成8路大軍。這是何等的力量？

所以不能讓激進而不能調和的人物，長期呆在大阿亞圖拉這樣的重要地位上。

巴劄爾甘從沉思中回過神來，他對撒仲謙發問：“您

對霍梅尼的理論有何看法？”巴劄爾甘很尊敬撒仲謙，這位中國學者溫和而謙遜，但思想非常敏銳而開明，能夠容忍各種不同的思想，哪怕很異端。他不僅對伊斯蘭理論非常熟悉，也對西方思想和中國蘇聯的各種思想流派，非常熟悉。

撒仲謙溫和地笑笑，說道：“我不能說霍梅尼的理論，在伊朗特殊國情的背景下，毫無道理，它是有一些合理核心的。或許在一個階段中，伊朗形成宗教世俗的二元政體結構，是合理的，不過霍過梅尼想要的是進一步的教士一元化的結構。這我可不贊成，我可不相信一個無約束無制約的教士集團，能夠保證不腐化，或許他們本人可以，但他們的親屬子女呢？”

“教士集團與現代政黨組織，確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政黨組織更靈活，能夠透過建立內部制度和外部人民監督的體系，來保證組織的活力，中國gc黨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在教士集團中，唯一能約束他們的，就是對真主的信仰，但很多人的信仰，也是各自從自身利益出發的信仰。”

“我對您的建議，是注意兩個方面。第一個是伊朗的現代化，對伊朗鄉村的沖擊，一直到現在，伊朗的鄉村，是由鄉村首領卡德胡達，或者大地主的代理人穆巴謝爾來管理的，這些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得甚少，反而由於政府傾向於鄉村土地改革和提升婦女地位，有所不滿。雖然霍梅尼教士集團也認為鄉村需要改革，但至少鄉村權力階層，目前的不滿，是指向政府的。”

“第二個是針對教士集團，需要非常謹慎的措施，他們在伊朗的影響力太大了。而霍梅尼的理論，是被非常多的教士認同的，每個宗教，總是傾向於建立地上神國，世俗化對很多教士而言，就是異端。”

巴劄爾甘非常認同撒仲謙的判斷，要在伊朗建立穩固的政體，教士是繞不開的，如果一味打壓，只會讓伊朗政局處於動蕩，他們對民眾的動員能力太強了，但是也不需要霍梅尼這樣的激進教士，那是另一種威脅。

送走撒仲謙後，巴劄爾甘沉思了一會，他想到了上次與中國大使談論伊朗政治人物的時候，中國大使對流亡西方的前巴列維國王和霍梅尼兩人的評價：巴列維只是一個伊朗的民閥，而霍梅尼，說不定就是伊朗的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