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開放、正義和綏遠

在李思華前世,她一直很反感一種說法,那就是“對外開放”是無上的宗旨,不開放就要落後捱打,就是保守因循,建國前三十年落後的原因,就是因為閉關鎖國等等。當時這樣的宣傳,可謂鋪天蓋地。實際上,這都是對小朋友般的智商說的。

對外開放從來就不是任何國家的宗旨,只是一種戰略手段,是手段而不是公理。公理是自然的規律,人類只能遵循。而手段則是根據需要來靈活應用的。把手段當成公理,那隻不過是自己的幼稚或者說愚蠢而已。

美國和德國,在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初,就是典型的反對對外開放,雖然談不上“閉關鎖國”,但其市場的主體,就是實實在在地對外國、尤其是霸主英國封閉的。

為什麼呢?因為自身的産業幼稚而弱小,需要成長的時間。過早開放的話,肯定打不過英過國的同類企業嘛。那不就是讓英國的企業佔據了國內的市場,而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企業發展不起來,從而讓自己國家一直忍受英國的經濟侵略嗎?

美國和德國都很清醒,他們知道,內迴圈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外迴圈。自身的經濟體系才是主體,外貿只是補充。

她前世中國外迴圈的成功,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外。逼不得已開放後,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市場規模、巨量的人口,才使得在外迴圈被西方經濟侵略的同時,國內的産業,能夠逐漸從幼稚走向壯大,強大起來,而這個成功的過程,還是留下了無數的破綻和缺陷,各種的後遺症。

前世如果中國的國家和市場規模沒有那麼大,那麼就是韓國那樣的下場。看上去經濟熱熱鬧鬧,其實主權根本不在自己的手裡。例如韓國最大的企業三星,大部分股權都是美國人的,這自然是更高明的經濟侵略手法,你們不是要民族企業、不要外國企業佔據優勢嗎?那就給你們民族企業,其實每個企業,背後都是美國資本。天天拼命賺錢,其實給自己賺的,不過是個寂寞,大頭還是美國人的。

所以列強的對外貿易政策,從來是需要保護本國的時候,就“保護國家安全”;需要産業擴張的時候,就“尊重自由貿易的精神”。對外開放就是一扇安全門,要控制著這道門的寬窄,需要寬的時候寬,需要窄的時候窄。

而且李思華從前世的經驗深知,西方“自由貿易”背後邪惡的宗教種族主義。在一次會議中她向西華政治局的同志們仔細地闡述了西方“因信稱義”的邪惡邏輯:

“出自聖經、被西方新教尊崇的“因信稱義”,表面上只是說只有虔誠信仰上帝的人,才是正義,而不在於遵守教會的規條。這不足為奇,很多其它宗教,其實也有類似說法,但沒有一個像西方一樣,從這裡衍生出無數的宗教種族歧視和強盜行徑。”

“在現實中,西方是如何履行“因信稱義”的呢?就是隻有他們的自己人才是“義人”,才需要遵守所謂的“契約精神”,至於自己人以外,那都不是人,契約完全不必遵守,而對於異教徒、異民族的搶劫、強盜、屠殺,任何的行動,都不違反新教的教義,因為那些都不是人,是“賤民”、“非人”,上帝只會因為屠殺者的“虔誠”而欣喜。”

李思華想起了前世一件著名的事情,那就是美國總統拜登罵俄羅斯總統普京是“賤民”,呵呵,說是口誤,實際上內心就是這樣想的,其哲學根源,就是來自“因信稱義”。

“西方對於與其它國家的“自由貿易”,其實是“如果我要與你自由貿易,將貨物賣到你國,你不得拒絕,這是正義的;而如果我拒絕與你的自由貿易,不許你國的貨物賣到我國,你也不得拒絕,這也是正義的,因為你不是信仰上帝的我族義人。”這就是西方自由貿易的實質。”

前世烏東戰爭,西方國家紛紛沒收俄羅斯人的私人財産,整體表現出強盜的嘴臉,讓全球其它國家目瞪口呆,因為這完全違反了他們上百年來宣傳的諸如“私人財産神聖不可侵犯”等所謂的“自由世界的根本原則”。其實完全不奇怪,因為俄羅斯人,是被他們視為“賤民”、“非人”的,在“因信稱義”的大原則下,他們內心認為,自己並沒有違反那些神聖的規則。因為那些規則,是對上帝的本族“義人”的,至於俄羅斯人,那是人嗎?

“在“因信稱義”這種邪惡邏輯的基礎上,演變出了西方的各種“雙重標準”,雖然我們看起來極為無理、蠻橫和扯淡,但他們確實就是這樣信仰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義人,不需要與異教徒、異民族遵守同樣的規則。”

“例如,他們在國內鎮壓民眾,那是“保護公共安全、維護社會秩序”,而我們在國內鎮壓反革命,那就是“血腥屠殺鎮壓民眾”;美國人幾乎將印第安人屠殺殆盡,將剩餘的少數人趕進生活艱難的山區,叫做“印第安人保護區”;如果我們鎮壓少數民族的上層獨立分子,解放少數民族,他們就會叫成“極權政府鎮壓和屠殺少數民族”。這樣的例子,未來我們在建國後,與歐美打交道的時候,會頻繁地、不斷地碰到這類“馳名雙標”,不需要詫異,這種邪惡,已經成為他們的習慣思維,覺得理所應當的存在。”

“美國著名的斯坦福大學,是一對所謂 “樂善好施”的斯坦福夫婦捐資興辦的,捐錢建大學,大家總以為他們是真的善人,肯定是內心確實光明的吧?可是告訴同志們,這個斯坦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畜生和魔鬼,當年他承包工程,聘用大量華工,一直拖欠工資,而當最後華工來討要薪資的時候,他卻將這些華工活埋。”

“斯坦福大學,是在華工的白骨和冤魂之上修築的。斯坦福為什麼這麼做?因為他根本沒有把我們的同胞當成是人,那些華工,對於他而言,只是“人形的牲畜”罷了。”

“所以同志們,未來與西方打交道的時候,要始終清醒地認識到,對方在內心,有意無意地會將我們視之為賤民,根本不會有雙方如何才是公平的概念。與西方打交道就是一條,用實力說話。這與我們民族思維的習慣,是完全不同的,不要用我們的思維去揣度對方的行為。我們的公平,用我們自己的實力來維護、來守護。”

“西方的這種邪惡,來自於他們從根本沒有文明傳統的蠻族,在最近幾百年,由於大航海搶奪屠殺其它民族而突然崛起,從而由極度自卑轉向極度自負的思維。西方文明的本質是海盜,思維行動的習慣也是海盜的那一套,打得過就搶,打不動就貿易,貿易能佔便宜就貿易,不能佔便宜就不做。”

“如果我們的同志不能記住西方的本質,未來就會吃虧受損失。所以一定要有清醒的認知。千萬不要有“以我心換你心”、“人都是善良的”之類的幼稚天真。你的付出,他們會認為是理所應當,是對他們信仰上帝的奉獻;而你的反對,他們會認為那是非正義的,你就是罪人。”

“西方發展到現在,海盜的武器也開始多元化。除了軍事戰爭,目前發展最快的就是金融武器。”

“政治是分配的藝術,而金融本質上是政治的延續,是除了戰爭以外最快的轉移財富的利器。這是美國和英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對於金融如此重視的根本原因。”

“我們也要重視金融,一方面要學會使用敵人的武器來對付敵人。另一方面,我們要利用金融有益的一面,即作為實體經濟槓桿加速器的功能,加快經濟建設和發展,盡快地讓我們國家強大起來。”

“貨幣是金融的載具,所以我們才會如此重視貨幣體系的良好建構。”

李思華對政治局的這堂講課,讓高層領導們包括主席都大開眼界。原來西方的統治階級和西方民族,深層次居然是這樣的人和民族,用這個角度去看西方的很多難以被中國人理解的行為,就解釋得通了。

很多事情從中國人哲學的角度,感到難以接受,而西方居然認為那是理所應當,背後就是這樣的邪惡思想啊。你以為西方是毫無人性,其實人家是更進一步,根本沒把你當成人,所以做任何邪惡的事情,都覺得是毫無顧忌、毫無心理壓力。

這也讓同志們對西方更加警惕,這是中華民族難以與之共存共榮的民族和文明體系。尤其是一些曾經留學的同志,例如當初在法蘭西的那些人,都開始反思自己在西方時,與西方人打交道所得到的印象。

綏遠的易幟,震驚了全國,不但是對蔣介石政府,在山西的閻錫山地方勢力,更是震怖。

閻錫山對此憤怒之極,他的所謂“晉綏軍”,現在只能稱之為“晉軍”了,沒有了“綏”嘛。

當初傅作義向他求援,他確實不願意出兵,因為對於西華的強大,他也已經有若幹訊息。而如果救援綏遠失敗,惱火的西華會不會馬上進攻山西?190年發動中原大戰前的自負和信心,現在能守住山西,做個土皇帝,就是他餘生最大的期望了。

但是,他始終沒有想到,傅作義最後會一槍不發,幹脆了當地投降了西華,這遠遠超過了他的心理底線。他本來心理已經做好了傅作義戰敗的準備,此人還是可用之才,如果逃跑到山西,他還是要用此人的。結果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