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 劉備的疑惑(第2/2頁)

據《英雄記》記載，公孫瓚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

與公孫瓚至交的劉備，早年的個人氣質與統治手段，與公孫瓚高度相似，對商賈也有特別的偏愛。

中山大商蘇雙、張世平；徐州大豪糜竺、糜芳；均是富甲一方的巨賈。

在宗法專制社會體系中，“財富體量”與“社會地位”並不掛鉤。想要在大漢獲得一席之地，其家族或“通經（儒教經典）”，或“仕宦”。

簡而言之，想要獲得政治地位，要麼得是“學閥”，要麼得是“門閥”。類似糜竺那種“單純有錢”的商人，嚴格意義上屬於富有的賤民，政治地位極低。

如果糜竺生在河北，無疑會被許攸、袁譚等“貪鄙之徒”吞沒家產；如果糜竺生在中原，又有曹洪、劉勳等“豺狼無厭之輩”在磨刀霍霍。

商人階層的社會地位，與財富多寡無關，與州郡的直屬上司有關。如果沒有公孫瓚、劉備、陶謙等人的庇佑，糜竺等人的命運，大抵是家破人亡。

於是，商人只有依附公孫瓚和劉備這類寒門軍閥自保；反過來，劉備和公孫瓚透過庇護商人，拓展統治基礎。

按《後漢書》記載，公孫瓚“母賤”。按《蜀書》記載，劉備“家道敗落，織蓆販履”。

雖然公孫瓚掛著“家世二千石”的名號，但因為母親卑賤，而幾乎沒什麼地位；劉備自詡“漢室宗親”，實際卻是冢中枯骨。二人都不得不奮起自強，結交一切可結交的力量，

劉備的公孫瓚的出身，很難獲得世家大族的擁戴，因此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求豪商富賈的金援。

同時，有錢而缺乏社會地位的商人，在亂世中無力自保，也正巧需要公孫瓚、劉備這類“寒門軍閥”的庇佑，雙方遂結成利益共同體。

因此，這四類軍閥（名豪、大俠、富室、強族）之中，“名豪”與“強族”屬於陽光下的強權，被世家大族所承認；“大俠”與“富室”則屬於陰影中的力量，被世人所鄙視。

嚴格來說，劉備和公孫瓚是同一類人，都對“大俠”和“富戶”有著特別的偏愛，他們麾下充斥著武勇之徒與亡命之徒。

公孫瓚奉行“打擊豪強”的統治方針，因此他的統治基礎，主要由“商販庸兒”組成。除了商販之外，公孫瓚手下還有大量能征慣戰之士，有田楷、嚴綱、單經、趙雲、田豫、牽招等人，甚至劉備三兄弟也曾效力過公孫瓚。

劉備亦喜好交結俠客，與公孫瓚類似。如關羽、張飛，便屬於典型的“俠”。其中關羽還屬於外州俠客，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威名赫赫。

至於河北猛士牽招、田豫等短暫效力過劉備的人，與劉備也有“刎頸之交”；屬於典型的大俠，甚至還包括趙雲，陳登。

陳登是門閥子弟，但具備了濃郁的豪俠色彩，被名士許汜稱作“湖海之士”，可以歸入“公族豪俠”一類。亦被劉備深相拉攏。

比較可惜的是，牽招、田豫、陳登等人因為具備了一定的宗族勢力，能被“名豪”和“強族”所接受，於是見勢不妙，改弦易轍，歸屬曹魏，不再跟隨劉備流浪。

當然，“拉攏大俠”這一行為，並非公孫瓚和劉備獨有；曹操、袁紹、袁術、孫策亦有類似行為。

但由於劉備和公孫瓚的出身、名望、學術背景等因素，難以得到“名豪”與“強族”的支援，因此才特別需要倚仗“富室”與“大俠”的力量。

曹丕《典論》中的四類人物，“名豪”與“強族”屬於豪門軍閥的附庸；而“富室”與“大俠”則成為寒門軍閥的倚賴。

這便是此時的政治風氣。

在“學閥”與“門閥”壟斷地方察舉的情況下，寒門子弟很難得到出仕機會；地位卑賤的商人，與遊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俠客，天然具備結合的條件。

漢末軍閥中，類似劉虞、劉表、袁紹等“公族”或“宗室”建立的政權中，很少能找到“大俠”與“富室”的蹤影；他們甚至會放縱手下的“名豪”、“強族”對富戶進行掠奪，以收攬人心。

“豪強擅恣”的情況出現在袁紹、劉表、劉焉治下，絕非偶然。

而在公孫瓚、陶謙、劉備等寒門軍閥集團中，“大俠”與“富室”的地位則頗高，與士族政權大大不同。

一言蔽之，各個諸侯能招攬到什麼樣的人才，由他的出身和政治風格決定。

也就是說，劉備想要獲得世家大族的認可，首先需要改掉身上的遊俠風氣，然後沉澱幾年氣質，養一養名望，就自然會有人來投奔了。

想到這裡，李風說道：“大哥，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既有我們幾個兄弟，便很難招攬到士族啊…”

劉備一聽，瞬間明白了李風的意思。

沒錯，哥幾個是遊俠啊，在士人眼裡完全是莽夫，異類，人家避都不及，還來投你？

想通了這茬，劉備不再糾結這個問題，大手一揮，“好！那就不要士族支援，等咱們遼東攢出百萬大軍，席捲中原，看天下誰敢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