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五章 拔高標準(第1/5頁)

天啟十三年二十四日，豐國公戚金病逝廣州定遠侯府，終年七十七歲。

他這一生隨其叔父戚繼光、戚繼美血戰殲倭，勳垂閩浙，壯猷御虜，望著幽燕，哪怕之後戚繼光和戚繼美遭遇猜忌，他依舊屢建戰功，入朝抗倭，帶兵戚家軍先諸將而登漢城。

薩爾滸之敗後，他變賣家產，自告奮勇奔赴戰場，在天啟元年的動盪局勢下，為大明抗住了後金的攻勢，讓朱由檢有了發動復遼之役的機會。

可以說，如果沒有他，朱由檢想要覆滅後金還需要推遲幾年。

是他和秦邦屏等人守住了遼東，大明才有了中興的時間。

因此，當他病逝的訊息傳到北直隸時，朱由校下旨以親王之禮將其厚葬，並追贈其為豐州王，諡號武襄。

只是，對於戚金生前最後一個請求，朱由校無動於衷。

薊州兵變這件事情，可以說是大明朝史上，除土木堡之變外，從皇帝到百官乃至士卒都最不願意提起的桉件。

為了掩蓋這件事情的責任人，文臣們最後只能把事件的原委怪到了皇帝與所謂的南北軍兵“矛盾”的“歷史積怨”上去。

說的清楚些，薊州兵變這件事情，直接鎮壓的是薊州總兵王保，支持者是兵部尚書石星。

所謂戚家軍，實際到了朝鮮之役前後，已經統稱為了南兵，而支援啟用南兵的，則是兵部右侍郎的宋應昌。

對於薊州兵變的過程，在萬曆年間當時對此事的記載，依然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代表著明朝中央朝廷對薊州兵變看法的《明神宗實錄》，不乏批評總兵王保“欲張大其事冀以邀賞”，甚至將這起事件描述為“雖長平新安之殺降坑卒未為過之”。

在內閣和萬曆皇帝本人看來，薊州兵變就是一起性質惡劣的屠殺，而作為事件的另一個視角，時任薊遼總督孫礦和參與鎮壓的兵備方應選看來，這件事情似乎處理的於情於理。

在二人的著作記載中，他們也試圖和南兵談判，但由於南兵堅持討要軍餉而不歡而散。

之後便是熟悉的王保詐騙南兵，隨後下令屠戮南兵。

在斬殺手無兵器的南兵數百人後，王保遣散了其餘南兵，南兵只拿到了當年朝廷答應給他們軍餉中的一半。

這件事情，薊鎮官員的記載和朝廷中央的實錄記載產生了很大分歧。

結合當時大明朝的政治態勢來看，之所以產生這麼大分歧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當時薊遼總督孫礦和兵部尚書石星之間，圍繞朝廷是否對日本議和封貢所造成的。

簡單一句話，對明朝的官員來說，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黨爭。

時任兵部尚書的石星，出於對明朝本身的利益考量，和基於自身對在朝鮮的日軍勢力、朝鮮情況的認知，原本在出兵援朝時態度積極的石星，此時一反過去，轉而反對繼續在朝鮮和日本作戰。

石星認為與其在朝鮮繼續消耗明朝的國力，不如在對雙方關係問題上，明朝退讓一步，以封貢議和換取日本不再侵犯朝鮮的承諾。

但是比起石星，朝廷上的其它大臣卻主張堅決抗倭，因此雙方鬧得不歡而散。

所以，當石星在收到了南兵鬧餉的訊息後，他並沒有立即處理奏疏，而是用拖延的態度來處理。

這麼一來、南兵的事情就被一點點的託大，直到王保詐騙南兵，隨後帶兵鎮壓。

從前因後果來說，這件事情是朝廷的不對，但在這個時代，朝廷不可能有不對的地方，因此南兵即便被欠餉，也不能鬧餉。

只要他們鬧餉了，那就是兵變，就可以鎮壓。

鎮壓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殺雞儆猴，讓啟用南兵，並且支援主戰的官員吃癟。

說白了，南兵是黨爭的犧牲品，而不是南北兵之見的犧牲品。

總之，這件事情涉及到幾十年前的黨爭，幾十年前的事情太過遙遠，牽扯太深，就算要查，也查不出什麼東西來。

因為話說回來，這桉子中的主謀石星早就在萬曆二十五年被萬曆皇帝下獄，兩年後病逝獄中。

這件事情中主要鎮壓南兵的總兵王保，也已經在薊州兵變後病逝。

至於其它參與鎮壓的兵馬和將領，實際上他們也是南兵，只不過血統沒有被鎮壓的這一支純粹罷了。

這樣的一筆湖塗賬，想要拉扯清楚可就太難了。

更別提這件事情發生過後，萬曆皇帝本人也是半默許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