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複雜的分工社會當中,必然會有難以監督的機構。”馬哨說,“對現在的阿帕奇來說,我就是這個機構。”

抬頭紋雖然早就被馬哨潛移默化地灌輸了很多類似的觀念,但聽到這個論斷,仍難免有些難以接受。

“這真的……不可避免嗎?”他不禁問道。

“不可避免,或者說避免它的代價不可承受。”馬哨說。

“怎麼避免?”抬頭紋又問。

馬哨:“只要讓社會退化就行。如果每個人都從事最簡單的、自給自足的工作,老死不相往來……沒有社會分工合作,沒有公共利益,自然也就不必有監督了。”

停頓了一下:“所以,對於一個可以監督其他所有人卻很難被其他人監督的‘終極監督者’而言,保證社會不退化是最基本的底線。”

“進一步講,如果一個機構能夠成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那麼他就是天然的、必然的終極監督者,誰也不能撼動他的地位。”

抬頭紋若有所思:“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馬哨補充道:“這是個重要思想。”

發展就是合法性。

聽上去,這更像是一種工程師思維。

但政治本該如此,相比之下,用數學家的思維去理解政治,才是荒唐。

馬哨大概還記得,高中的數學教科書曾把《獨立宣言》當做公理化思想的一個例子來講。

當然,這東西考試不考,所以大多數學生不知道,大多數老師也不知道。

馬哨是知道的。

但他並不認可。

他不認可《獨立宣言》的這種做法,或者說歐美人的政治理念。

這種理念,簡單來說就是認為政治可以像數學一樣完美,甚至是脫離於現實。

但數學本身並不完美,它也有缺陷,而且這種缺陷是根本性的,是人類自身甚至是宇宙的缺陷。

同時,數學可以脫離現實,任憑公理在邏輯的世界裡自由延伸,但政治絕不可如此。

因此,這種在西方人中十分盛行的政治觀念註定是一種妄想,它將為政治帶來災難。

後世的美國已經逐漸印證了這點。

《獨立宣言》裡,那些道貌岸然的政治公理,最終只能推理出訟棍和白左的繁榮,而不能得出任何實質的公義。

兩人的探討似乎有些詭異。

抬頭紋的提問就像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尖銳質疑,但事實上兩人都沒有感到什麼緊張。

因為馬哨骨子裡始終是個老師,而且是個優秀的老師,他把師生關係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討論的內容逐漸偏離了初衷,變成了數學。

抬頭紋又問:“任何公理系統都有不能證明的東西……這是真的嗎?”

“公理自身不就是嗎。”馬哨隨口道,沒有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