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是曹孟德,當真喜怒無常,這翻臉,比翻書還快!

不過,曹操此人的一些言語或是行動,不能以常理度之。

對於曹操,蘇毅有一定的瞭解。

他愛才如命, 曾先後三次下達求賢令,提出“唯才是舉”的價值論。

要知道,漢代選拔官吏,除了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還得要求被選用者具備仁義孝悌等道德品質。

曹操卻不管這些,只要有才能,不管這個人出身下層, 還是道德品質敗壞,他都一併提拔錄用。

古今中外大量的事實證明,事業的成敗主要取決於人。

對於戰爭來說,武器只是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三國時期人才競爭激烈,曹操極度重視人才,這也是曹魏能迅速做大做強,並長期保持三國中實力最強的原因。

當然,蜀漢集團也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舉薦。

只不過,諸葛亮的用人思想和曹操有些不同。

諸葛亮有一個原則,親賢遠佞。

這一點,與蜀漢集團“仁政”這一基本管理思想有關。

“仁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強調以仁治國,以禮興邦,反對暴政, 譴責暴君。

劉備少年時師從大儒盧植,時常聽其講學;諸葛亮屬於荊州學派, 而荊州學派反映的主流思想仍是儒家思想。

也就是說,對蜀漢集團管理思想起決定性作用的劉備和諸葛亮都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和影響。

孔子主張:舉賢才、任賢使能。

賢者, 是指德才兼備之人,但更強調“德”的方面,這是儒家用人的一種價值觀。

所以,諸葛亮對於人才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比如,諸葛亮稱讚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是為忠志之才”。

稱讚董和“有忠於國”;稱讚陳震“忠純之性”;稱讚姜維“心存漢室,才兼於人”。

在《出師表》中向後主舉薦的人才,也都是以德為先。

與之相反,諸葛亮彈劾李嚴“受恩過量,不思忠報”;彈劾廖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

由此見得,諸葛亮用人極看重“德”,其中包含忠、仁、孝、義這些品質。

單論用人方面,曹操唯才是舉,不拘一格;諸葛亮德才兼備, 以德為先。

兩者孰優孰劣,自是沒法比較。

畢竟, 曹魏與蜀漢國情不同,如果把兩者的用人方針相互調轉,恐怕即刻就會生出大亂。

再回到眼前。

就論曹操這番話,蘇毅猜想,他一定是有某種意圖。

如果要殺人,一上來動手便是,又何必浪費時間,說這麼多的廢話?

莫非,曹操想要招攬我?蘇毅心中暗道。

罷了,不管是也不是,先拖延一些時間。

心念至此,蘇毅雙眸微抬,眼中精光一閃:

“吾非欲殺之,實刀兵之罪也!

然丞相此言,猶如婦人之見,何其短見。

丞相如若取我性命,便是無容人之胸懷。

我死尚不足惜,只是,悠悠眾口,難以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