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本是出自好意說這話,但是那書生聽了卻不甚開心,抱怨道:“某非寒門,苦讀十五載,怎麼考不得進士,就算去考武學也當為上舍,你小覷了某,哼!”

當今科舉開設明經、秀才、進士等科,含金量最高的是進士科,錄取名額稀少,參與者不但有公侯世家子弟,還有崛起的寒門子弟,另外還有人走後門擠佔名額。

競爭情況之烈,考取難度之高,比考清北復交浙還難。

但天才哪個時代都有,元稹十五歲考中明經,韓愈二十四歲考中進士,劉禹錫二十一歲考中進士,柳宗元二十歲進士及第,武元衡之子武翊黃更是連中三元。

這些人無疑是唐代的妖孽,放眼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史,有此輝煌的人並不多。

只要考中進士,名望、地位、富貴、權力等等就都有了高起點,故而雖然進士難考,但天下學子依然趨之若鶩,為之白頭的也不在少數。

在正式考試之前,每個士子都覺得自己會是那少數幸運兒之一。

不過在宰相李林甫執政後,進士科產生了一定變化,雖然難考,但只是相對的說法,自此之後朝廷取進士並不糊名,也不像宋代彌錄謄封。

才華是一方面,門第名望也重要。

故而公侯子弟往往容易很多,出自寒門計程車子則尤其困難,朝廷也並未根據這一國情做出相應的調整,以至於釀成了長達四十年的牛李黨爭。

憲宗時一次考試,舉人牛僧孺和李宗閔在考卷裡直言批評朝政,但主考官認為兩個人有報國之志,於是就把他們推薦給了憲宗,但也引起了宰相李吉甫的注意。

李吉甫檢視了考卷,見這兩個狂生不但指點江山,還暗喻揭露他這個當朝宰相的短處,李吉甫心中非常不快,乃進讒言於憲宗,說這兩個傢伙走後門。

憲宗信以為真,對主考官從重處罰,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任用。

然而冊子都已經造了,牛僧孺和李宗閔都準備上任了,朝廷卻出爾反爾,以莫須有罪名冷落士子,朝野輿論一片譁然,朝臣紛紛為牛僧孺等士子喊冤,聲討李吉甫,說其妒賢嫉能。

面對輿論壓力,李吉甫被迫下臺。

長慶元年,進士科考試又出了問題,李宗閔女婿蘇巢﹑元和名相裴度之子裴撰等人登第,但卷子答得不咋地,前宰相段文昌憤而舉報考官開後門,錄取是通關走人事。

穆宗詢問李德裕、元稹、李紳三人,三人也說段文昌揭發是實情,考慮到憲宗朝的故事,穆宗並未輕易定性,派人組織對新科進士的複試﹐結果你猜怎麼著?

原榜十四人﹐僅三人勉強及第!

長安輿論譁然,穆宗大怒,罷官下獄達數十人,所科士子盡數除去功名,以牛僧孺為首的寒門和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為代表的官二代也自此開鬥。

文宗抑鬱症駕崩後,牛黨和他們依靠的宦官所支援的繼承人未能繼位,而另一派宦官擁立了武宗﹐牛黨自此失勢,李德裕拜相,牛黨領袖牛僧孺和李宗閔均遭貶職流放,之後數年又被一再貶黜,李商隱也被牽連其中,仕途坎坷不已。

宣宗即位後,李德裕罷相,大中元年,牛僧孺病故,三年,李德裕病故,二黨灰飛煙滅。

牛李黨爭是中央內部的派系鬥爭,是政治腐敗的體現,表面上看來,牛李黨爭是寒門與士族之間的權力鬥爭,但核心其實是對治國策略的爭論。

焦點在於,一是如何合理改革科舉取仕,二是如何解決日趨嚴重的方鎮問題。

回到原題,門第不用多說,名望就是看有多少貴人肯抬舉你。

為了博取名望,唐代士子都會提前遊學長安,把自己的優秀作品整合一卷,投遞到朝廷重臣的府邸上,讓這些貴人名流欣賞,這便是行卷。

一旦作品引起注意,獲得貴人的賞識引薦,那麼考試和仕途就坦蕩多了。

白居易初到長安時,參上文壇領袖顧況,讀到《賦得古原草送別》中“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一句時,顧況大笑道:“有此佳作,居大何難!”

在顧況的宣傳下,白居易的名字轟動長安。

行卷求名成功的不少,但也屢遭敗績的,韓愈在駢文盛行的時候倡古文,三登權貴之門卻慘遭拒絕,進士足足考了四回才考上,由此可見行卷的重要性。

大胖子見這書生髮作,只得用笑聲掩飾尷尬,書生沒與他見識,但茶肆眾客看到有人急了,也就無心再談,只有茶肆老闆賺翻了茶錢,笑容堆到了脖子上。

李曄意興闌珊,讓高克禮結賬走人。

出了茶肆,正考慮去處時,先前的大胖子也走了出來,望著人來人往,大胖子一個勁兒的嘆氣,臉上的豪爽不見,只剩愁容,似乎不知竟落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