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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前來維權的盜版書受害者
羅湖橋,香港廣東交界處。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教授西奧多威爾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米爾頓弗裡德曼,兩人乘坐轎車而來,在羅湖橋香港地界下車。
他倆已經辦好了越境手續,本可以乘坐汽車一路暢通地過橋直抵廣州,但威爾茨臨時起意決定下車,以步行的方式從香港進入中國大陸。
“淩空交叉的公路車道,以匹配左行的香港和右行的中國大陸。”威爾茨站在橋頭,仰頭看前方公路突然拔地而起,在橋的鐵路線上空畫了個叉,在河對岸落地時,左行的車道就變換到了右邊,右邊的車道變換到了左邊。
弗裡德曼:“在1949年,這座橋只是單純的廣九線的鐵路橋,並沒有公路。1952年,中英兩國協商,在鐵路線的兩側加修了可供行人和腳踏車透過的便道;1954年中英再度決定翻修羅湖橋,於是它變成了現在的帶車道變換器的鐵路公路兩用橋。”
威爾茨:“你看,即使我們沒有與中國的官方預約,僅僅是走路看風景,也能看出許多有用的資訊。僅憑入境處的這一座鐵路橋,我們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弗裡德曼:“英國與中國最近幾年巨額的貿易,已經改變了許多東西。”
……
這兩位“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很早就想來中國考察了。1955年弗裡德曼就問過港英政府進入中國的可行性,得到的答案是現在香港與大陸的出入境蠻便捷的,中國這邊不拒絕正常的商貿、技術、學術交流過境,辦事效率也很高,因為中國的主席說“外國人想來中國做生意,我們歡迎,來看一看也歡迎。外國的官員議員來也歡迎,不方便公開來可以秘密地來”。
公開訪問大陸還是秘密訪問大陸這對兩人來說並不重要,他們是學者,不是政府僱員,也無意代表美國政府。但是,弗裡德曼認為,兩人去大陸考察訪問,最好還是先和那邊打好招呼,希望能有中共的官方人士和他們見面,聊一聊。如果級別比較高那就更好了。
在弗裡德曼看來,經濟學家的考察不是工業考察也不是地理考察,不和官員面對面談話,沒有官方授權許可到企業內部參觀,僅憑逛街看城市景色,是看不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是怎樣執行的。
兩人需要中國官方接洽的另一個原因是:
兩人的書都被中國政府盜版了,還印了好多……
這還是1954年,威爾茨的一個學生,在英國公司打工的,無意中在廣州發現了廣州市政府幹部在閱讀一本小冊子:《不穩定經濟中的農業》中文譯本。
這書是威爾茨在1945年寫的。
威爾茨讓他的學生繼續在中國“蒐集證據”,很快又發現新華書店的經濟學書架上還有弗裡德曼的《國民收入及其構成》。
這倒是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統計國民生産總值、國內生産總值並作為常態化國情資料調查的國家之一,只比美國晚1年。
可是,威爾茨和弗裡德曼沒收到稿費呀。
於是,兩位教授赴中國維權之路就這樣開始了。
……
“我想不明白,從香港到廣州的距離超過100公裡,如果在廣州與香港之間新建一座城市,那麼中國人與香港貿易的陸路距離就會更近一些。哪怕是車程從2小時縮短到1小時都是巨大的進步。”
威爾茨和弗裡德曼步行過橋,然後還是上了他們的福特車,一路從公路向兩邊張望,真正的走馬觀花。威爾茨一邊向車窗外看,一邊喋喋不休地吐槽。
“況且新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城市發展的土地供給和發展上限要大大優於廣州那被中世紀城牆所困住的汙穢的舊城區。”
弗裡德曼:“我去年聽說廣州已經把城牆拆除了四分之三,或許現在廣州的城牆已經消失了,大概這就是為了城市發展而拆的。……嘿,主任先生,你看,這就是你剛才所說的應當新建的更靠近香港的現代化城市!”
兩人都看見了路邊的一大片工地,其中已經有幾棟蓋得比較早的新樓矗立起來了。
威爾茨:“司機先生,這裡是中國的什麼地方?我是問,地名是什麼?”
“深圳鎮。”兩人請的老跑廣州香港包車線路的司機答道。
……
“弗裡德曼,你怎麼看1951年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
威爾茨問。
弗裡德曼:“有人說中國正在變成東方的南斯拉夫,他們還說,南斯拉夫與中國的區別,僅僅是後者完全站在了蘇聯一邊,對蘇聯的全球戰略予以充分的配合和策應。……但我對這個論斷表示懷疑。這一趟中國之行,或許能解開我們的疑問。”
威爾茨:“僅憑我們從媒體和開源情報中獲知的資訊,就知道這種論斷是草率的。蘇聯是由國家掌控大部分企業和財富,集體掌控一小部分,國家和集體佔據了近乎100的經濟總量。南斯拉夫的企業則主要由工人自主自治構成,一些人把這叫工團制度,還有一些人聲稱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據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中國的企業所有權體制極為複雜,超過了任何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
弗裡德曼:“從資産層次,中國有國有資産管理監督委員會,除了國資委直屬一些大型骨幹企業外,中國的每個省還有自己的國資委,並且這些國資委之間平常是沒有相互呼應配合的。從工業部門管理的層次,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劃分為數個集團公司,每個集團公司之間也沒有相互照應配合的規章制度。跳出國有企業這個層次,中國也有集體所有制企業,這倒是與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可以相比,但這只是中國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小組成部分。除此之外,中國至今還有約三分之一的民營企業。”
威爾茨:“中國的領導人在有意識地創造自己國內的競爭市場。而且,這種競爭機制已經産生了成果。東通工與天津電子集團的收音機之爭,現在有新的變化嗎?”
弗裡德曼:“丁香牌收音機上個月的市場佔有率又增加了0.3個百分點,現在tr54與丁香分別佔據:1的市場佔有率其實並不是兩者實力的真實對比,如果不是中國正在受到美國的嚴厲制裁,雙方的比分可能會相當接近。東通工已經宣佈他們要開發下一代行動式收音機了,因為tr54對丁香牌並沒有什麼效能上的優勢。但我可以肯定天津電子集團也有下一代行動式收音機的開發計劃。”
威爾茨:“這是肯定的。”
弗裡德曼:“另外,在香港市場上出現了少量的中國電視機,叫做北京牌,其實也是天津電子集團生産的。中國的電視機略遜於日本和歐美正在生産的電視機,但效能相差得不大,因此北京牌電視機也能憑借情懷,在東南亞和其他國家居住的華人和華僑那裡贏得一部分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