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我們有自己選擇批判或不批判的自由

“事情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就開始了。2月1日主席團對外的一份文稿中就顯露出了這種傾向,只是當時這種風向變化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

阿維爾基阿裡斯托夫,前蘇共中央黨、工會與共青團機關部部長,去年剛剛上任的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總理到訪莫斯科,與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等人做了工作會談之後,總理、王稼祥特地與阿裡斯托夫見了一面,兩人做了一次不公開的長談。

因為阿裡斯托夫是赫魯曉夫身邊為數不多的“小團夥成員”之一。

“在大會籌備過程中,斯大林問題又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提上議事日程。在籌備會議上,主席團的成員大部分是持贊成態度的,但還是有爭論,確實有一些同志表示疑慮:要不要將這個問題公開。最後是赫魯曉夫同志堅持,他說,‘應該有勇氣向代表大會說明真相’。蘇共中央主席團於是透過了決議,在二十大的正式會議議程結束後召開專門會議,委託赫魯曉夫‘作一個知曉範圍有限的內部報告’。”

總理:“這麼說,二十大上做一個關於斯大林的報告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所做出來的決定,而是蘇共中央主席團的集體決議?”

阿裡斯托夫:“實際上,赫魯曉夫同志自己的個人意見是,把那份報告作為大會的一項正式議程列入公開的範疇,但最終還是在主席團的集體意見下妥協了。”

總理:“那麼,報告裡的所有內容,也都是經過蘇共中央主席團審議的?”

阿裡斯托夫非常肯定地點了點頭。“四個核心內容,一是在所謂大清洗中無辜鎮壓了許多誠實的共産主義者;二是大搞個人崇拜,獨斷專行;三是對希特勒德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準備不足,在戰爭初期屢屢錯誤指揮,導致了從戰爭初期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蘇聯的不利局面;四是在國際關系方面,斯大林隨心所欲地行動,多次損害了國際共運的鬥爭。”

總理靜靜地看著阿裡斯托夫。

“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是的主席團認為必須要講的主要內容裡面應當包括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是沒有說一定要將斯大林同志的個人崇拜作為他首要的錯誤列在最前面。赫魯曉夫同志將它列為了斯大林同志的七大錯誤之首,並且,據我所知,赫魯曉夫同志在會議上還說了更多,甚至有整段整段的脫稿發揮的文字。”

總理:“脫稿發揮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在衛國戰爭中,斯大林在戰爭之前準備不足,或者說誤判,在戰爭初期的誤判和錯誤指揮,這些也是主席團集體討論決定之後認為必須對外公佈和公開的?”

阿裡斯托夫又非常肯定地點頭。“不僅是衛國戰爭,其實,在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國內戰爭時期斯大林的行動,我們的宣傳喉舌就進行過一定程度的美化。其中的一些戰鬥,完全是前線指揮官臨機做出的決策,在史書敘事中成了斯大林力排眾議導致的勝利;在一些戰役中斯大林向前線下達了明確的指示,但因為戰役完全失敗,也就不提了。這種宣傳上的美化到了衛國戰爭時期變得更加嚴重,並且,因為往往與軍隊的利益是一體的,因而美化行動被貫徹得非常徹底,因為軍隊也希望自己隱去或者淡化那些慘敗,不提對大家都好。”

王稼祥:“確實我們對衛國戰爭中蘇聯和蘇軍的行動歷史瞭解得還不夠深。”

阿裡斯托夫:“是的,你們所能獲得都是經過我們美化過的歷史,但是同志,這是真的。我們都經歷過衛國戰爭那段歷史,不但如此,主席團的大部分同志也都親歷過衛國戰爭,我們都知道哪些歷史是真實的,哪些歷史是虛假的。而且,王稼祥同志,這不是還原歷史的問題,是造神。透過一個又一個的美化行為,一個完美無缺無所不能的領袖誕生了,不,他已經不是領袖了,是摩西。我們在過去三十年裡造出了一個神,而神是可以為所欲為的。一個我們製造出來的神,又深深地傷害了我們。我想,這就是赫魯曉夫為什麼把反對個人崇拜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王稼祥:“如果是這樣的話,在一段歷史時期裡,蘇共沒有完全地貫徹黨內民主,沒有在事情出現苗頭的時候制止這種傾向,那麼這件事情,可能並非斯大林一個人的責任,而是整個蘇共。在某個歷史時期,蘇共走向了錯誤的方向。如果真的想徹底摒棄個人崇拜,那麼還需在黨內進行歷史的總結與檢討。”

阿裡斯托夫:“出現苗頭的時候制止,談何容易。我就這麼說吧,達瓦裡希,1918年到1922年,蘇維埃國內革命戰爭,隨後的幾年,帝國主義幹涉軍的陰影始終在我們頭上縈繞,在那個艱苦的時代,一個摩西確實能讓全蘇比較容易地團結起來。以後……就再也回不去了。”

總理:“為什麼回不去了?”

阿裡斯托夫:“神已經誕生。假如按您說的,我們的黨如果建立並且堅決貫徹了黨內民主的傳統,要把這種個人崇拜的領袖遏制住,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做事風格,他必定會向黨發起攻擊,用被他所馴服的人攻擊反對他的人。而大清洗……怎麼說呢,總理同志,畢竟這是斯大林透過黨向反對他的人發起攻擊。透過我們的黨,而不是攻擊我們的黨。大清洗深深地傷害了很多人,幾十萬人,幾百萬人,或許更多,但是我們的黨,蘇共,斯大林的工具,還是一部強大而有力的機器,因此事情還沒到最壞。”

……

在與阿裡斯托夫會談之後,總理見到了赫魯曉夫。對阿裡斯托夫說過的一些話,總理得在赫魯曉夫面前重複一遍。

“盡管斯大林同志犯過很多錯誤,其中一些錯誤對革命事業造成過很大的損失,但我們,我是說我們中央書記處的同志認為,對斯大林同志做這樣嚴厲的、非白即黑的批判,恐怕會有比較大的負面影響。”

“在來蘇聯之前,我們中央書記處做過討論並形成了集體的決議。您所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開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揭蓋子是好的,捅婁子全世界都會震動。”

總理搖頭。

赫魯曉夫:“斯大林同志對蘇共造成的影響最大,畢竟他幾十年裡都是蘇共和蘇聯的領導人,因此,最應當、最必須對斯大林做出重新評價的,是我們。確實!我擔心當這種事情放到整個共産主義陣營進行討論之後,有一些國家的黨就會反對我這麼幹,然而,蘇共內部大多數人是贊同我的。至於其他國家的兄弟黨,我想你們有自己選擇批判與不批判的自由。”

總理:“斯大林同志在半個多世紀的工作中,與我們也打過很多次交道,說斯大林只傷害了蘇聯同志,這是不正確的,斯大林同志也傷害過我們中國同志。在蘇共與中共幾十年的交流歷史上,這不止發生過一次。”

“在北伐戰爭的後期,斯大林同志對國民黨右派、反動派的態度,尤其是在常凱申叛變革命後對它的姑息,讓中國革命增添了許多困難。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也受到過斯大林的政治鬥爭的影響。在抗戰時期,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們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行動經過常凱申政府,這對中國的抗日力量造成過很嚴重的損失。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有這樣的事情。但是——”

“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以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也沒有思想準備。這麼大的事情,斯大林同志這麼重要的國際人物……”

赫魯曉夫:“正是因為斯大林同志是極為重要的國際人物,我們就更加不能讓這種錯誤在整個共産主義陣營裡繼續維持下去。”

總理:“赫魯曉夫同志,錯誤是不會繼續下去的,至少在中國是如此。在我們的《人民日報》上,《關於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已經刊登了。這篇文章說到了幾件事情:一、蘇聯是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國家,在建立之後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是不可避免的。二、無産階級專政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強調集中,就會出現錯誤。三、斯大林在後期工作中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統歸結為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還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四、斯大林的錯誤是由小到大逐漸累積的,有它的不可避免性,但問題的根源不在於個人崇拜,是思想方法問題。”

“第五、評價斯大林的作用,應採取辯證的態度,拋棄斯大林所有消極和錯誤的東西,捍衛他所有積極和正確的東西。縱觀斯大林同志的一生,他仍然是一個革命者,他的革命生涯,正確的是七分,是主要的;錯誤是三分,是次要的。”

赫魯曉夫:“你們……”

總理抬手:“赫魯曉夫同志,在我們黨內,我們必須這樣子說。當然,正如您剛才所說,作為兄弟黨,我們有自己選擇批判或不批判的自由,有自己選擇批判什麼、不批判什麼的自由。還有,這只是中國自己的思想路線,也並不要求其他國家都如此。”

……

紅場,斯大林墓。

在訪問蘇聯行程的最後一天,總理來到斯大林墓,瞻仰斯大林的遺容。

總理在莫斯科見蘇共主席團的好幾位領導人,赫魯曉夫都沒有發愁。總理提出要瞻仰斯大林遺容,赫魯曉夫很發愁。但總理的態度很堅決,無論如何都要求去看看。於是,當總理率領中國訪問代表團抵達紅場的斯大林墓,總理和王稼祥邁入陵墓正門時,半個紅場都被清空了,無論遊人路人還是沒有太大必要留守崗位的工作人員,全都勸離了。

三年前,斯大林逝世之後,是總理率領中國的弔唁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下葬儀式。在下葬儀式上,總理走在抬棺佇列之中,位置是在蘇共主席團之後,走在所有的兄弟黨領導人之前。

三年之後,與斯大林、蘇共的領導層經過幾次會談,總理——並沒能改變蘇聯的什麼事情,但是,大概至少可以讓中國這邊能夠改變一些事情。